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 对美国大萧条的若干反思

 

　　通常认为，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时间大致是在1929-1933年，也就是说，到1933年为止，美国基本已经从大萧条中走出来了。但其实，研究者至今仍然对此存有争议。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美国究竟是如何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而对美国大萧条，我们又应该有哪些反思呢？
　　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
　　对美国以多快的速度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人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实际产出增长率在1933-1937年及1938年之后非常高，从1933年3月的低谷到1937年7月的高峰之中，月度工业生产增加了79%。从此意义上说，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速度非常快。另一种认为，大萧条中的美国产出下降是如此严重，以至1937年实际GNP才恢复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到1940年左右才达到萧条前的增长路径。从此意义上说，恢复又是非常慢。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走出大萧条呢？经济学家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较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二战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其中财政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30年代美国财政政策表现为一种支出政策。在大萧条时期，美国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不大。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支出的大量增加才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同财政刺激配合，扩大了财政政策作用效力。
　　第二种是弗里德曼和布朗“政策无能和无效”观点。布朗广为引用的结论是，30年代的财政政策，似乎是一个不成功的经济恢复手段——并不是因为它不起作用，而是因为它没有被使用。布朗认为，财政政策的非扩张性，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的税收结构突然上升，特别是1932年《收入法》的增税措施，抵消了增加支出的扩张作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也强调联储政策不是美国经济恢复的原因。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密切相关。认为传统的总需求刺激没有发挥促进经济恢复的作用，美国经济恢复源于经济的自我调整力量。伯南克和帕金森认为，经济恢复是经济中存在强烈的自我调整力量的一种证据而已。迪龙和萨默斯也持类似的观点。
　　第四种观点认为，30年代经济中的自我调整力量较弱或不存在，总需求刺激特别是货币扩张在结束大萧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默的结论是:1933-1942年美国经济中几乎所有能观察到的恢复都可归因于货币扩张，财政政策相对而言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以上表明，经济学界对大萧条成因的研究远未达成共识。而凯恩斯主义解释和货币主义解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许对大萧条的争论还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对美国大萧条的若干反思
　　(一)美国30年代的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恢复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如果罗斯福政府在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采取减税措施，刺激经济恢复的效果会更好。罗斯福是否采用了增加政府支出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方法，一直是过去几十年争论的问题。笔者在此不打算论证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否足够多，从而填补产出缺口的问题，只是要特别指出:单就财政政策而言，罗斯福新政在这一点上至少是不成功的，即一方面扩大支出，另一方面增税。在萧条还没有走出时，增税损害了纳税人的信心，使私人投资活动保持在低水平。到1937年，美国实际产出已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私人投资(不包括累积存货)仍低于1929年的1/3。增加支出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被增税措施抵消了。因此，增支与减税并举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罗斯福新政时并没有真正实施。罗斯福并非第一个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联想到当前国内面临需求不足，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总有人爱在30年代美国新政政策实践中找依据，认为30年代财政政策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笔者认为，可资借鉴的是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而非增税，因增税侵蚀了企业利润，损害了企业信心。至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减税刺激能否有效，值得商讨，笔者赞同“没有减税空间”的论点。
　　(二)中央银行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要有明确的稳定政策目标。30年代前的美联储目标既多且不明确:联储一度依附于财政部，受到多种目标(干预股票价格、存款准备金、黄金流动、利率等)的约束，同时要受到坚持金本位制、既要强调国内目标又要强调国际目标的约束。多目标会产生冲突问题，并使决策复杂化。坚持金本位制，防止黄金外流，联储就得采取紧缩性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利率以吸引黄金流入。因此，联储对国内目标的追求要受到金本位制的制约。而且，公开市场操作对高能货币的供给影响并不大，因为它们常常被成员银行借款的变化所抵消。联储政策目标的不确定性，增强了金融制度的脆弱性，通过货币和非货币渠道使萧条进一步恶化。战后，联储的独立性日益增强，目标趋于简单化，基本上是在利率目标和货币目标之间选择。目标的明确使联储能根据经济状况灵活决策。
　　(三)政策制定者通过设计和实施促进金融市场稳定的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宏观经济，错误的政策会使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糟。20年代末，联储错误地认为要让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降降温，从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不仅没有抑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反而使投机活动更盛。1928年夏货币政策紧缩之后，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公司继续向股票购买者提供贷款，因为贷款的收益率非常高。同时，股票购买者继续使用借入资金购买股票，因为来自股票价格的收益仍然超过借款成本。对股票市场干预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总需求停止增长，通货紧缩开始恶化。而在陷入大萧条之后，罗斯福通过金融改革(重建联储系统，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5年的《银行法》等稳定金融机构的措施)，增强了私人部门的信心，刺激了经济恢复。
　　(四)面对大萧条，政府有必要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然而，在1936年底，经济还未恢复到大萧条以前的水平时，联储担心恢复会产生通货膨胀，遂提高对成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财政部也采取冻结黄金进口的政策预防通货膨胀，目的只是为了减少超额准备金，但结果是引起银行信用和货币供给的减少，利率上升。更糟的是，财政政策也转为紧缩，1937年开始征收的社会保障税降低了公众的购买力，新开征的公司税，特别是未分配利润税，对商业信心产生了不利影响，结果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了萧条中的一次衰退。这次政策组合失败的教训表明，在面对比较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有必要采取“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恢复。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可从中得到一点启示:面对通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也需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
　　(五)大萧条尽管已时过境迁，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大萧条仍然如此关注，无非是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应该说，与过去相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预防大萧条的能力已大大增强。(1)货币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革。大萧条发生时，世界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无法按照政府意图调整货币供给量，因为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受制于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目标。现在各国均已抛弃金本位制，从政策上调整货币供给量，能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2)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能力已得到普遍认可，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认识和应用能力已大大提高，表现在理论认识上的深化，并有若干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及失败的教训可供吸取。(3)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如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的金融机构等等。因此，与30年代相比，现代金融体制预防大萧条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