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6)

　　至于郑和，人们多愿意视他为“民族英雄”，则是由于其率先航海的海外“拓殖”经历和“探险精神”具有时代性，再加之他还有着特殊的回民身份之故。如《十个民族英雄》一书的作者周彬，就将郑和列为第八位民族英雄，在谈到其入选理由时周彬指出：“因为他那种探险精神，真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冒险家，而他七下西洋，三擒番长，纵横海上二十年，尤其开中华民族扬威海上移植外洋的先河，平功伟略谁能否认他是一个千古稀有的民族英雄呢?” 同时作者还强调：“郑和是云南昆阳(现在的云南省昆阳县)人，本姓马，先世原是信奉回教的回回人。”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前后，在有关“民族英雄”故事的书写和讨论中，笔者似不曾见到有像今人那样，否认岳飞和文天祥等为“中华民族英雄”、而只愿将其视为汉民族英雄的此类情形。这可能是笔者受到阅读史料范围的局限所致，更可能与当时日寇侵略当前、尚不具备在这方面展开争论的客观条件有关。当时流行的各种“民族英雄”传记里，大多少不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方面，袁清平所编的《四大民族英雄：岳文戚史集》(军事新闻社1935年版)一书，颇堪代表。即便是有人怀疑岳飞等为“民族英雄”的合理性，也并非从“民族”问题本身着眼，而是批评其“忠君爱国”的思想行为不合现代精神。实际上，抗战前后，书写这类民族英雄故事者，多为汉族知识分子，其汉族本位意识的遗留以及对少数民族历史了解的极端缺乏，实在都是毋庸讳言的。何况“民族”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以此为据进行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民族英雄”的评选，其本身究竟带有多少历史合理性，今天看来也已成为一个需要加以反思的人文课题。

　　不过，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却是当时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存在”。并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比如，由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现实需要，历史上凡与抵御或征讨日本有关的历史人物，往往容易被“授予”民族英雄的称号。像明代的“抗倭”人物，就较多地被列入当时的各种“民族英雄榜”之中。以1933年易君左的那部《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为例，其抗胡、抗金、抗元的英雄都只列了寥寥几个，而元明抗倭的“民族英雄”竟列出47个之多，简直要超出其他小类人物近10倍，而且大多都为时人乃至今人十分陌生者。同时，对于晚清以降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等领域出现的“民族英雄”，由于不涉及中华民族的内部关系，总体说来也是各种“民族英雄传”所乐于收录、加以重视的部分，并且在数量上也呈逐渐增多之势。自然，人们对于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也常常会给予格外的关注和赞美，这也顺理成章。像回族英雄左宝贵、马本斋，就被时人共同推举为中华民族抗日之“民族英雄”，成为当时大小民族双重认同的两个格外耀眼的“民族英雄”之典范。

　　不仅如此，选出“民族英雄”之后，如何撰写好这些英雄故事，特别是如何在行文中有效贯彻现代中华民族一体观念，以真正收到激励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切实效果，仍然是问题重重。1939年，河南大学有位青年历史教师刘德岑就专门撰文，对当时各种历史英雄故事中存在的“民族问题”，提出“商榷”和批评，认为“编写历史故事的时候，关于民族问题是最值得警觉的一点”。他特别批评了其中的“大汉族主义”毛病，认为抗战时期出版的历史读物，“多是大汉主义的写作”。认为汉族的文化程度虽然很高，但却不应忽略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编撰各种历史读物的时候，不能仅站在汉人的立场，“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全国族的精诚团结，应着眼于全国族的演进，尤应努力激发全国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写出来的历史读物，也应当是以全体中国人为阅读对象。他强调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