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2)

　　当是时，爱国之士们普遍认识到，从中小学开始，就应对国人进行“民族英雄”事迹的历史教育，以培养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这一做法已刻不容缓。如1935年，曾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中学和大学历史教育工作的陈训慈(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之弟)，就在著名的教育杂志《教与学》上发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的长文，明确提出并系统表述了为何要在历史课程中进行有关民族英雄的教育，以及如何有效地开展这一教育的建议和主张。在陈训慈看来，中国历史教学当时的“中心目标”，应该是“充分表达本国民族之由来变迁与演进，提示民族伟大的事迹，而引起学生之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他们为本国民族的生存与繁荣而努力”。因为“这一个世界还是民族角逐的世界，历史也还应是民族本位的历史，而历史教学也更应注重民族立场的需要……这种企图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上尤应注意，以期打破青年的消沉风气，而树立起民族自信力，唤起其对民族的责任。而在许多本国史的材料当中，最足以达到这样目标之效者，便是有关民族兴衰的伟人事迹所寓的传记”。他还特别引用了今人熟悉的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译为“现代史”)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论证服务，呼吁国人特别是历史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撰写“具有民族性的名人新传记”，“将古人舍身为国那一种激昂磅礴的情绪，重新在青年们的内心燃烧起来，以鼓铸他们对国家民族一种说不尽的热情”。陈训慈所谓的“民族名人”或“民族伟人”，实际上不过是“民族英雄”的另一种表达。在陈氏之后，响应其号召的沈明达发表过一份《本国史中补充“民族英雄史实”教材的拟议》，思考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将陈训慈的主张加以具体落实，其中就把“民族名人传记”， 直接改成了“民族英雄史实”。

　　1935年，也就是日本逼近关内、“华北危机”急剧深化的那一年，与陈训慈发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一文几乎同时，“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得风气之先，在本校所办的《遗族校刊》上，率先发起了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颇值得今人关注。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是国民党在南京中山陵附近创办的革命烈士子弟学校，这些烈士遗属强烈的“英雄”情结，或许成为其发起这一讨论的主观动力。不过烈属们的有关讨论却是相当理性的，他们公开表示，“民族英雄”绝不该仅仅局限在所谓“英烈”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能体现出新时代宽阔的民族视野和鲜明的现代关怀。如中学生谭少惠在其“课艺”作文《民族英雄的界说》中就明确指出，一般人说起“民族英雄”，都会想起那些“抵御外侮的武夫”，而现在要救国难和复兴民族，“单靠武力”是绝对不够的，而应当看到“造成现代武力的背景”，用今人的话来说即是综合国力。故他给“民族英雄”下的定义范围极广：“凡一个民族的文化、国防、工业、经济、道德、政治、艺术、科学各方面，或破产，或落后，或不彰，如有人能努力于一方面，或一方面里的一小部分，而能对于全民族有利益的，都可以叫民族英雄”。

　　另有一中学生则提出了从时代精神出发找寻“民族英雄”的新标准。他认为：“不论任何人，只要他能用种种方法，无论文的、武的、急的、缓的，来延长和光大他民族的生命的，都可称谓民族英雄”。而延长和光大民族生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民族文化，一是民族精神。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衰落的真因，就在于“民族文化核心的丧失”，虽然“现在我们所谓中华民族，实于汉族之外犹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但“其维系的力量无疑的是汉族文化做了中心的缘故”。而在这方面，真正有远见有担当的孙中山最为难得，故他认为“孙中山先生亦正是我们认为最(具)时代性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