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起义中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虽然资产阶级是黄花岗起义的主导力量，但黄花岗起义中也不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力量。从对这次起义中牺牲的72烈士的阶级分析看来，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小，而农民阶级的力量则大得多，虽然和资产阶级没法比，但农民阶级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工人阶级
　　参与黄花岗起义殉难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工人占到10人。工人作为一个比中国资产阶级产生早了30年的阶级，与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相比，力量还仍然弱小，此时还没有能力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其中有来自洪秀全故乡广东花县的三十七岁的徐临端和四十五岁的工人曾日全工人。处于国难当前与革命传统因素交织的历史交汇点上，广东花县的群众对道光、咸丰时太平军和天地会红兵的遗闻轶事耳熟能详，思想中有着深刻的反清革命意识根基。同盟会会员徐维扬与莫纪彭组织的番县花县同盟分会奋力投身革命宣传活动之中，并与保皇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在辩论中，革命派指出亡国之源是清朝的腐朽统治，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救国之方，同时力斥颠倒是非的“革命亡国”论。进行社会革命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等思想的理论主张符合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心声，促使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倾向于孙中山的领导，此外早期的工人主要来自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所雇佣的工人，还有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兴建工程所雇佣的工人，因为他们大多由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而不是从工厂手工业发展而来的，比较容易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关系，所以能积极调动工农阶级参加黄花岗起义。而且，这些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革命性很强，因而积极投身到黄花岗起义中去。但更多的工人是来自海外南洋的。纵观中国近代历史的卷帙，华侨曾经历过许多灾难和洗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中国载走了一批批的劳苦大众，将其掠卖。这些华工在殖民者的皮鞭下为当地的开发流血流汗，却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者的奴役和欺凌，还有清政府的歧视。鉴于此，华工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维护他们利益的政府，改变这种受人奴役的现状，因而投身到旨在推翻清政府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中去，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农民阶级
　　农民阶级虽然大多只是注目于乡间田野之上，但是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中的阶级构成可看出，他们当中也不乏先进之士。
　　起义前，黄兴派徐维扬同志回他的家乡花县，召集一批农民打手，来增强革命起义力量。一共十八位，加上徐维扬十九位。这些农民幼习洪天王故事，革命思想一触即发，而他们大部分都是习过武术的，在巷战中搏斗比较在行。但这次用的是热兵器，搏斗毕竟少，且他们受的热兵器训练时间非常之短，所以有些吃不消的感觉。但是，他们全部人都革命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徐维扬与这十八位农民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壮举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使领导阶级开始关注农民的力量。
　　那么，这些农民阶级的烈士为什么会大无畏的站出来为自己理想的民国而不惜流血牺牲，在起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呢？
　　首先，反抗的精神与意识起的作用。由于农民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反抗的意识和精神异常强烈。我们可从矛头直指清政府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拳）运动可以看出。
　　接着，地域性的因素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农民烈士绝大多数都是广东籍的。众所周知，广东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那么，接受到思想启蒙最早的理所当然也应该是这位勇闯，敢试，力行的在思想与风气上的急先锋了。从第一座教堂建立传播的基督教博爱思想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从郑观应的商战所必须提倡的平等思想到梁启超的“兴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的维新民主思想，再到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共和民主思想。农村虽然比较闭塞，但农民或多或少会了解到一些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主张。
　　最后，年龄在这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农民烈士绝大部分在20岁到 30岁之间。正值青壮年的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程度比较低，行动的能力也强，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思想包袱轻，血气方刚，豪情满怀，壮志冲天，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而共和民主的思想正好与其憧憬相碰撞而产生交集，这使他们可以为了追求理想中的民国而不惜牺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