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七女湖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意义、作用及影响

惠州七女湖起义

　　按照同盟会党人的计划，广东地区的起义应由潮、惠、钦、廉四府共同发动，其中钦廉是重点，而潮惠则作为策应。但计划并没能被贯彻，本来应该是四府共举，却变成了四次分散的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也因此最终失败，不过它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意义、作用和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孙中山在著作中曾几次提到过丁未惠州之役，由此可见其对这次义举之关注和重视。而冯自由在论及此次起义时，则更以称颂的口吻写道：“是为革命史上最有名的惠州七女湖之役！”这次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意义、作用及影响的确不可小视。
　　首先，七女湖起义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及其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惠州天地会众的密切互动关系，昭示着下层劳苦大众将奋起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各地会党踊跃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大显著特点。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在这方面，可称为典型性的范例：它的领导策动者邓子瑜、陈纯、林旺和孙稳，皆为会党首领，其招军榜文充满了洪门会党“反清复明”的内容，起义队伍中之三百多名将士，绝大多数是天地会的成员，广东的会党分子，可说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下层的劳苦大众。其中“尤其是以被地主压迫和剥夺了土地的贫雇农为多数”。不过，这些会党成员又不同于一般的劳苦大众，他们是通过民间秘密结社联系和组织起来了的会众。由于他们“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故较易接受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反满宣传，再加上这支队伍又具有“富团结力，守秘序，重然诺，急公死义”及“犹能遵从领袖之号召”等特点，因此它就成为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乐于争取利用的一支反清力量。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一方面是孙中山和革命派推倒清朝的民主革命事业对会党有感召力，如七女湖一带的天地会众，就因此而接受同盟会员的领导。另一方面则是会党组织之功能又对革命派具吸引力，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将惠州等地的会党群众视为反清斗争的主力就是明证。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使得广东会党和孙中山的革命派早在兴中会时期即发生了联系，它到同盟会时期则多次参加革命派领导策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七女湖之役乃其中之一。可以说，孙中山及其党人对广东会党的联络发动，是当时革命派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关系的一个缩影。这扩大了革命派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从而有利于其多次举行武装起义。而天地会众等参加同盟会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则说明了下层群众尤其广大农民，正在奋起充当辛亥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表明惠州人民已在以实际行动谱写惠州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其次，惠州七女湖起义打击了清广东当局，部分地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它充分表现出了惠州人民的反封建革命性及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七女湖起义令清廷的广东当局者极为恐惧：惠州府县两城之商董们，虽称义军为“土匪蠢动”，但也不得不承认起义者“毙勇夺械，声势颇张”。惠州知府陈兆棠在给粤都周馥的告急电文中，则称在八字爷地方有“匪徒百余人，各持枪支先登山埋伏”，负山抗击官兵，我军“被匪拒毙勇五名，伤三名”，连洪兆麟管带也被其打中落马，险些丧命。博罗县令更向省吏报曰：“七女湖股匪……甚猖獗，从七女湖窜至派尾、杨树、三达、柏塘一带，旋由柏塘、八子爷等处来图县城”，又“闻罗浮山附近之处，有著匪黄宁瑞、梁春秋党羽结党潜匿”，“意拟先攻博罗城，而后大举。”我们从上述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七女湖起义军之攻势颇锐，所向似如无人之境，他们在同好几路清兵作战的近半个月里，使各路防营在疲于奔命中受到重创。这充分显示了惠州地区革命党人以一挡百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战斗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论及同盟会进行革命战争取得之成就时指出：“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事实正是这样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大厦的基础，正是被同盟会一次次武装起义的打击掏空、动摇的。毫无疑问，七女湖起义作为同盟会在粤桂滇地区发动的六次反清武装起义之一，及孙中山当时战争事业的组成部分，曾切实发挥了它打击和动摇了清廷广东封建统治的作用。
　　再次，惠州七女湖起义扩大了同盟会的革命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后以百折不挠的反清斗争，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惠州七女湖起义一爆发，即引起了当时上海的《时报》、《神州日报》及香港《中国日报》等的关注和专门报道。这些对扩大同盟会的革命影响，无疑具有极好的宣传作用。当时的七女湖起义和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其他几次起义一道，在推进辛亥革命运动方面取得了三大明显效果：一是它令清朝官吏们惊慌失措，个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普遍感到日暮途穷，从而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化和瓦解；二是它以革命势力威胁着粤桂滇等省的安宁，把清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西南边陲各省区，这有利于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壮大革命势力；三是它作为同盟会武装夺取政权征途上承前启后的起义，推动了其后全国各地武装反清斗争之继起——他们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统治。
　　最后，会党头目在惠州七女湖等起义中显露出来弱点与劣根性，是促使同盟会领导人日后寻求起义新依靠力量的主因之一。如前所述，会党曾一直是孙中山领导西南边境诸起义时的反清突击力量；他们一呼而起，很快就造成了革命的声势，曾在反清战斗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会党群众普遍都革命觉悟不高，一受到挫折极易一哄而散，而会党首领则缺乏革命纪律性，他们往往不服从革命党人之命令和调度，容易在战斗中自由行动乃至发生哗变。这些会党难以克服的弱点，在惠州七女湖起义过程中的两位会首身上，完全暴露了出来。
　　孙中山曾先后派同惠州一带会党有着密切关系的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三人，负责办理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其中最有影响、也是孙原来寄望最大的为黄耀庭，因他在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中任革命军先锋时，有过突出表现。不料黄奉孙之命于1907年5月初抵港后。即“犯畏葸病”，竟从冯自由处“领去公费一千二百元”，“仓卒返新加坡”，以致一事无成。余绍卿亡命南洋时颇受孙中山厚爱信任，他受命担任两阳及惠属之军事于4月中旬抵港后，“向冯自由领取公费一千五百元，旋入内地”后不知所踪。孙中山在对此恼火之余，已开始看到了某些会党首领的劣性根，再加上会党的其他弱点，又在从潮州到河口这一年多的几次武装起义过程中，不断地暴露出来。这些教训成为同盟会领导人直接认识到并提出会党今后不可恃的重要原因。就这样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孙中山和革命派以河口起义的失败为契机，开始在筹划武装起义时“注全力于正式军队”，并提出“军队运动宜加注重于连排长以下”，在新军阵营中广收同志入党，结果便发生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次年，湖北又爆发了武昌新军起义，它的胜利终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同盟会领导者把策划武装起义的重点转移到运动新军方面来，是它在辛亥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方面的一个重要进步。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论，由于会党毕竟是蕴藏于中国下层社会中的一支巨大力量，所以革命派此后在着重运动军队的同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会党的联络。也就是说，革命派只是在选择武装起义依靠力量的重点方面，前后有了明显变化——以前重在会党，而后则注重新军。此外，同盟会领导者在总结了包括七女湖在内的历次西南边境起义往往是旋起旋落之经验教训后，决定今后要改变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做法，搞武装起义要由分散性小规模变为集中力量大干。于是不久后就有了孙中山和黄兴等领导发动的辛亥广州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也失败了，但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却为以往之历次起义所不可比拟。
　　以上的转变和进步说明，同盟会正在革命斗争中走向成熟。这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利的。诚如孙中山在总结西南边境起义之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客岁以来，吾党凡五举事矣：潮州之军，不旋踵而蹶；惠州继起，视前为劲……由斯以言，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他又说：“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他在此说的辛亥革命成功之“种子”，当然也包括了惠州七女湖起义及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在内；而参与这次起义的革命先烈与先贤们，就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播种者之一。
　　总之，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作为同盟会前期承前启后的一次反清武装斗争，在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占有一席地位。革命党人在此次起义中英勇战斗的威力与志节，不仅打击了清广东当局的统治，而且还激发着同盟会员再接再厉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从而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毫无疑问，七女湖起义在为广东乃至全国辛亥革命斗争做出贡献的同时，还以自身的言行铸就了惠州革命史上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