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女湖为何被选为起义地点 惠州七女湖起义前革命党人的准备

惠州七女湖起义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始策划掀起武装斗争，而地点的选择一直困扰革命党人的问题。孙中山最终将广东地区的几个地点作为武装起义的地点，七女湖也包含在内。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战略计划，同盟会革命党人还做了几项准备。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等集合留日志士精英在东京正式组建了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后，就把武装斗争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这是以孙中山为首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大特点，也是其突出的优点。要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必须解决好起义地点问题。孙中山长期来一直认为这很重要：“有一起点，即如置一星火于枯木之山矣，不必虑其不焚也。”应怎样来确定这个“起点”呢？他提出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据此，其将两广地区尤其是广东列为首选之地。
　　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夕同黄兴争论以后“起点”的问题时，强调应将发难地点选定在广东省有出海口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海外人力、物力、特别是武器的接济。宫崎寅藏对他俩当时争论的内容有以下记述：“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我不懂他们的对话，不知道吵的是什么问题。后来问人才知道，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黄对孙说：‘你不要光讲自己老家好不好？’孙说：‘你要在长江一带干，但从哪里运送武器呢？长江一带很难运送武器进去，你知道吗？而广东则有几个运送武器的地方。’争来吵去，终于是黄屈服了。”孙在此所指的广东“几个地方”，其中就包含了惠州地区——这有他后来制定的钦廉潮惠四府同时举义之规划可以为证。孙中山强调的这一点及其倾力经营同盟会军事斗争于广州的想法，也长期成为黄兴考虑武装起义发难地时的指导思想。如他在1911年2月13日的致居正函中说：“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
　　在有出海口与“聚人”这两项条件中，孙中山更看重后者——即他与广东地区会党关系密切的群众基础。当宫崎寅藏在一次笔谈中，提出江苏海州也可作为发难之“起点”时，孙马上回答说：“在海州，则进取、接济亦利于广东矣，惟聚人则弟于此毫无把握。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后在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又向宋教仁强调指出：“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广东既有雄厚之会党势力易于聚人，又有多处出海口便以从海外接济军械，于是孙中山和同盟会就长期把起义地锁定在广东和两广边界地区。而粤中的惠州、粤东的潮州及粤西的钦州和廉州四府，则皆入其“起点”择地之范围中。就惠州地区来说，它不仅在战略地位上为省会广州的东方门户，而且完全符合孙的起点要求——这里有众多的会党群众可以利用，又有出海口便于从海外送人和武器等进来。孙中山计划在粤发动起义取得成功后，即进而夺取两广乃至西南几省为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北出长江推翻清廷。
　　为准备在广东地区尽快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和黄兴于同盟会成立后，采取了以下三项重要行动：（一）、孙中山于1905年9月8日，派冯自由等赴香港组建同盟分会，作为就近筹划起义之调度指挥机关。同年11月，同盟会香港分会宣告成立，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一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它在后来同盟会领导发动的广东和西南边界武装起义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二）、孙本人于1905年10月和次年2月，先后亲赴越南河内、西贡及新加坡等地，从事筹饷和组党活动。他在这三地建立同盟分会时，特别注意吸收买办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侨商及会党首领许秋雪、邓子瑜、王和顺、黄耀庭、尤列、余绍卿、黄明堂等人入党，为的是有利于将来起义筹款工作之开展，并准备好联络会党群众与指挥发难起义的骨干人才。这些人在后来粤桂滇的几次武装起义中，或先后捐输巨款助饷，或广为联络会众举事，大多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作为各地起义军之行为准绳。1906年10月后，孙中山和黄兴、章炳麟等在东京一起订出的同盟会革命方略，包括有《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地民军关系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八个文件。它为各地革命军起义时动员群众、鼓舞士气、建立政权、瓦解敌军，及处理对外关系等，提供了指导性文本。
　　在进行了上述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同盟会以1906年12月的萍浏醴大起义为起义点，一年半内先后发动了包括七女湖之役在内的七次武装反清起义。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称赞的：孙中山“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到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同盟会之第一次起义高潮，扩大了其自身的影响，并促进了辛亥革命运动之发展。孙中山后在忆及此事时谓：“及同盟会成立之翌年，岁次丙午，会员举事于萍乡、醴陵，于是革命军之起，连年不绝；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以举事者，则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盖丁未、戊申两岁之间，举事六次，前仆后继，意气弥厉，革命党之志节与能力，遂渐为国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