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如何影响奈良文化：从文物、技术到文化

遣唐使

　　奈良时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广泛而频繁，奈良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唐朝文化的影响，而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就是遣唐使。遣唐使不仅将中国唐朝的文物和与之紧密相关的技术带入日本，还将唐朝的文化，比如佛教等一起带入日本列岛，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物流入
　　最直接可见的是文物的传入，著名的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归国之后不久的天平七年（公元735年）向国家进献了“唐礼一百卅巻。太衍历经一巻、太衍历立成十二巻。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絃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支。平射箭十支。”（续日本纪卷12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条）这其中包括了礼法书（唐礼130卷，成书于658年的显庆礼）、历法书与相关道具（太衍历、太衍历立成与测影铁尺）、乐器与乐书（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乐书要录等）以及各式弓箭，因为吉备真备此后的活跃，他的这次献物被记录于正史内，可以推测许多像他一样的入唐留学生应该都与他一样携带了大量典籍器物回国，借遣唐使之手而实现的文物流通由此可窥见一斑。
　　《旧唐书》东夷列传日本条中有关于开元年间遣唐使的记载，说他们“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这一记录很可能不是史书的夸张而是确有其事。成立于公元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其中绝大多数的汉籍都是经由遣唐使之手传入日本的。以它的内容与大致反映了开元时期书籍数的《旧唐书》经籍志相对照后发现，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当时日本的汉籍共有1578部17804卷，与旧唐书的3060部51852卷藏书相比，以部数而论日本的汉籍是唐的将近一半，以卷数而论则是唐的约三分之一。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之恶劣，不得不说这是个十分令人惊异的数字。
　　然而文物的流入毕竟是有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唐朝的朝贡贸易体制。在朝贡体制之下，各国向唐朝朝贡，献上贡品、表明臣服之意，与此同时唐朝作为回礼，会返赐大量器物，为了保证返赐品的珍稀性，这些东西是不能在流入通常市场让各国使节轻易购得的，因此产生了贸易限制；同时一部分书籍器物则因为安全等原因禁止外流（例如前文曾提及的礼书，吉备真备能够从唐获得显庆礼并带回日本，据推测就是因为开元新礼的编纂施行，显庆礼已然老旧之故，律令等法律书籍亦然）。仔细阅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我们可以发现，遣唐使们带回的书目中不尽是善本、全本，其中也有大量品质低下的版本，也就是因为上述流通禁止的缘故（当然，鉴于正仓院宝物中大量的唐朝流入品据推断是遣唐使获得的回赐品，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欧亚大陆最高工艺水准的杰作，反过来我们可以再次意识到正仓院宝物的珍贵）。
　　技术流入
　　比起文物的流入，有更值得我们注目的地方，那就是遣唐使们带回来的不仅是文物本身，而是这些文物所代表的技术。在此简单举两个例子。
　　首先仍然以吉备真备为例，他带回的一系列书籍与器物说明，他在文学经典以外，在唐实际学习并掌握了例如天文历法的测算方法与运用方式等先进技术。在他回国后不久的天平宝字元年（757年），日本规定历学生必须学习大衍历，同年，大衍历取代此前的仪凤历，成为了日本的通行历法。大衍历在开元十七年（729年）成为唐的官方历法，在仅仅6年后就传入日本，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了日本官方的通行历法，这不得不说是遣唐使的功劳。
　　第二个例子仍然是正仓院，今年正仓院展中所展示的鸟毛立女屏风，这件屏风由于它使用的鸟毛出自日本，并且在它的垫层中发现了作为底纸使用的天平胜宝四年（752）的古文书《买新罗物解》，由此可以推断出它是天平胜宝四年至八年（756年）期间在日本制作的。此外，今年的日本国宝展上出展的枫苏芳染螺钿槽琵琶，也根据其螺钿使用的贝壳推断为日本制品，由此可见日本在制作工艺的进步，而这些也多可归功于遣唐使的活动。
　　文化输出
　　在遣唐使基本停止的九世纪以后，由于海商的兴起，日本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兴盛，这可以说已经是眼下日本史学界的共识。近来关于遣唐使前后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十分兴盛，在九世纪及以后的时代，海商、唐物贸易与渡宋僧可以说是近来研究的中心，在七世纪以前，近来的研究重视南朝尤其是梁朝的文化输出与佛教输出，以至近年兴起了南朝文化圈之说。在这一前提下要怎样理解遣唐使活动的意义，甚至是怎样理解天平文化与此前的飞鸟文化和此后的弘仁贞观文化间的关系，都是当前的研究面临着的问题。如前文所述，遣唐使活动的结果不仅是文物的流入，更值得重视的结果是他们带回的技术、知识与文化，以及文化传入造成的生活习惯的变迁、伴随着遣唐使活动而形成的世界意识等等，这些都是遣唐使活动值得重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