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的背后：小人物挪款炒股导致一场大革命

保路运动

　　虽然说一场运动的爆发背后不可能只是个人的原因占主导，但这些个人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不能被轻易忽视。保路运动尽管被粉饰的如何宏伟壮阔，但其爆发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施典章这个四川铁路公司的财务主管私自挪用公款炒股导致公司亏空。
　　观光小火车驶入紫禁城
　　民间资金疯狂入股铁路
　　开 闸
　　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建了一条约一里的小铁路，没有用机车车头，而是用人力推动，但最后遭遇强拆，理由是影响风水。
　　“要想富、先修路”，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先锋还是看到了铁路的重要。在李鸿章的安排下，1881年，自中南海紫光阁经静心斋至瀛秀园，全长2300米的小铁路铺设完成，老佛爷每天坐在豪华小火车车厢里，由太监们在前挽拽牵引着享乐游玩。这之后，李鸿章很快就拿到了支持修建铁路的上谕。
　　修建铁路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但当时的清政府早已入不敷出，慈禧只能给出政策支持：一是利用民间资本；二是引进外国投资。
　　方向一定，大门洞开，民资外资一起涌入，民间资本则更显疯狂。当时清廷对民资抬举有加。1898年，清廷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规定，“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立场坚定地为民资摇旗呐喊。后来清廷又提高了民资的政治地位，规定“独立资本”在50万两银子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给予够条件的民营老板们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
　　在此种背景下，湖北、湖南、广东和四川的铁路公司纷纷转向民营。
　　1904年，川汉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川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当地政府给予其诸多优惠政策，最大的红包算是准许川汉铁路向四川农民摊派征收所谓的“租股”。
　　高管炒股亏空半数股本
　　盛宣怀强推铁路国有化
　　骤 变
　　到了1909年，已经成立5年的川路公司只筹集到700万两资金，离5000万两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而在这5年当中，川汉铁路四川境内的路段寸路未修，公司每年却有巨额支出，包括日常运营以及政府高官的挪用，例如当时四川总督锡良就把川路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小金库，前后几年共挪用路款300万两。
　　而对于川路公司来说，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909年，清廷任命四川泸州人施典章为川路公司总收支，即财务主管，而施此前为广州知府。施总上任后不久，便调拨了川路公司350万两资金，等于当时公司已筹股本的一半，前往上海进行投资，表面上是为公司谋求公利，实则多被施某中饱私囊。
　　不过施总并未牢记“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到了1910年，之前火爆了三年多的上海股市由于橡胶股票的深跌而全面崩盘，施典章手头用于炒股以及放贷给钱庄的300多万两资金全都打了水漂，川路公司出现了巨额财务窟窿。
　　川路公司亏空殆尽的时候，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份的铁路公司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清廷重臣张之洞以及年轻政客杨度等不少体制内人士均指责商办铁路趋利、腐败，要求收回国有。而清廷把这一难题交给了熟稔官商两道的盛宣怀。1911年1月，盛宣怀正式出任邮传部尚书，主管当时全国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等新兴产业。
　　1911年5月9日，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清廷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正式文件，决定全国铁路干线均要收归国有，只留支线可以由商民量力修建，另外还规定“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这直接损害了湖南和四川两家铁路公司高管们的利益，川路公司本还想向清廷申请延长征收“租股”的期限，以填补公司在上海炒股的损失。
　　各方利益裹挟压垮清廷
　　成都枪声拉开革命序幕
　　覆 灭
　　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借款准备从民众手中赎回铁路路权的消息传出后，盛宣怀又被扣上了一顶卖国的大帽子，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口诛笔伐。邮传部迫于压力，取消了对各省铁路公司股款赎回问题上一刀切的方案，而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
　　但清廷仍拒绝为川路公司炒股亏空买单，进一步激起川人的不满。在1911年6月17日，邮传部将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们聚集在一起，召开股东大会，并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股东大会之后，人群涌向四川总督衙门请愿。四川的保路运动开始由经济纠纷向政治斗争发展乃至酿成武装暴动。
　　成都街头凄厉的枪声，敲响了大清帝国的丧钟。成都血案一个月后，武昌起义成功。清廷宣布革去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以平息众怒。盛则匆忙登上德国货轮，逃往日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又一个月后，溥仪退位，清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