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起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捻军人物的局限性(5)

2017-08-04 12:13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除了争光棍、争权位，扩充势力和地盘的斗争也非常突出。在残酷而激烈的抗清战争中，大量捻首采取的是骑墙观望态度，作壁上观，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盟友被消灭，有的还幸灾乐祸。捻军内部也互相争夺圩寨，甚至不惜以战争相向。李昭寿以捻军起家，苗沛霖也加入过捻军，后来叛变投敌，疯狂地残杀捻军，那是性质问题，另当别论。在后期捻军战争中，争权位，互不信赖、团结的阴影仍然没有消退。像许州分兵，各自为战，像任化邦等捻首死在内部叛徒的屠刀下，不能不说是捻军长期不和的结果。捻军山头林立，互相争斗仇杀，是“农民意识”的极端落后的表现。

　　六、脚踏两边船与叛变投敌

　　黄淮地区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激烈争夺的地带，这里的农民军也就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以捻军为主体的农民军，以及从敌对阵营分化出来的武装(以团练为主)，脚踏两边船、叛变投敌的现象十分严重。以捻军起义起家的苗沛霖、李昭寿表演得最有特色，对黄淮地区捻军、太平军的抗清战争，产生过极其严重的影响。清廷也不能容忍他们，苗、李的结局当然是可悲的。苗、李姑且不论，捻军首领脚踏两边船、叛变投敌的也不少，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经常转化为刀矛相向的仇敌，帮助清廷消灭“友军”。这一现象贯穿于捻军起义的始终，防不胜防，最突出的是中期，前期次之，后期较少。初期，张乐行两次“受抚”(一次受抚，参与进攻陆遐龄捻军，一次没有变成事实，但放弃了斗争)，影响虽不大，但开了个不好的先例。到了中期，捻军首领摇摆不定，“变色龙”不少，在危急时刻就叛变投敌。这种情况以张龙表演得最出色。1858年(清咸丰八年)，李昭寿在清流关叛变投降胜保，由此形成捻军中的投敌逆潮。年底，张乐行与张龙、李蕴泰(分别为凤阳、临淮守将)发生“构衅事件”，张、李及韩秀峰等即与清吏进行勾结，随即在临淮、凤阳召开投降会议，两地公开插上清军旗帜，淮北的任乾、孙葵心等人也一度动摇(未成事实)，一时“浍河流域各捻圩，均已遍插官军旗帜”，波及到整个淮北。张乐行、龚得树便发动“讨伐战争”兴师问罪，形成互相火并的局面。张、龚没有成功，且一败涂地。此时，张龙不接受张乐行的指挥，也没有向清廷献出城池，仍驻有太平天国的代表。袁甲三欲对张乐行行刺，张龙又事先通知张乐行预防。不久，张龙与韩、李、任、孙等人识破了清廷的翻脸无情，阴险狠毒，又收起清军旗帜，坚守城池，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到危急时刻，张龙还是动摇了，结果被袁甲三诱杀。1863年(清同治二年)，淮南淮北捻军战争严重失败，张乐行率捻军在雉河集展开最后殊死一战。可是，长期积蓄的私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以刘天福、刘天祥、杨瑞英、李四一为主的蓝旗捻首一齐叛变，成为张乐行的最可怕敌人。从某个角度说，捻军不是被敌人打败的，是被自己打败的。

　　捻军人物除了以上六个方面的严重弱点，还存在以下局限性。“捻无大志”，政治目光短浅，没有政治觉悟和要求，以一些原始、落后的口号指导反清战争。这就无法率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拧成一股绳，同敌人作斗争，战胜强大的敌人。“安坐土圩”，“各统其众，各居其巢”，组织涣散，形不成统一的、强大的力量。游民意识占主导地位，从“装旗”、“打梢”谋生存，到处流窜，发展为军事上的流寇主义。没有文化修养，没有战略技术头脑，盲动主义作怪，大量战争指导失误，最后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失败也就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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