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怎么回事(5)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锆，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青年学生的倡议得到了领导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谓“反动的招生路线”，“封、资、修的教学内容”，“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冗长的旧学制”均在扫荡之列。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正处在“破四旧”、“大串联”的如火如荼阶段时，已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原先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热衷于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他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从一踏入中学校

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约在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时，积极开展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尤其是电影《军垦战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给予“老三届”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夺权造反”热火朝天，中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应该看到，在当时卷入“大串联”的学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热衷于到各处参加运动，“煽风点火”；有的乘机免费旅游，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想利用这一机会，摸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途径。

探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的兴趣是在乡下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尝试创办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样的自修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战校将校址设在渔县七里湖农场。战校的《宣言》声称：这是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抗大和解放军为榜样，面向工农，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新型学校。

通过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许多“老三届”学生对17年教育制度产生很大反感，希望尽快投身于农村、边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过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曾与长期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初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在此前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还有些学生，把“文革”前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成了社会调查对象。如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曾数次到河北省宝抵县(今属天津市)去访问邢燕子和侯隽，并与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有的学生在深入到河北易县等老革命根据地时，对当地的插队知青产生了兴趣，便进行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有些学生更直截了当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学生利用“大串联”机会前往新疆，要求留在当地参加军垦；有些学生串联途经某个山乡，便不想再回学校，要求留在那里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如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北京长辛店中学的蔡立坚，就是串联路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决心留下务农的。虽然不久就被学校召回，但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还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到该处串联的经历。

“飞向草原的雄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