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彭真 邓小平为何站边毛泽东

刘少奇出访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马上就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指示，开始指责彭真。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彭真。等刘回到杭州出席常委扩大会议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彭真已被毛点名批判的既成事实。而且，周、邓也已默认。

自1965年12月会议以后，在杭州，上海的毛泽东与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在如何进行文化界的批判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尤以毛泽东与刘、彭的矛盾最为尖锐。周恩来说话谨慎，尽管周恩来不同意毛的一些做法，但历史的经验告诉周，他绝不能公开与毛唱反调。邓小平则尽量躲开是非之地。如66年3月军委批判罗瑞卿会议，邓小平在会议的当天就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考察。4月杭州批彭真会议，邓小平也没有出席。这样，等于在第一线与毛抗衡的主要是刘、彭。彭真作为中央常务副总书记、中央秘书长是刘少奇处理党务的最主要副手。要打到刘少奇，必须先打到彭真，这点毛十分清楚。除此之外，在涉及国际共运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也出现重大分歧。其一是，1966年1月关于中共是否派出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周恩来及以林彪为代表的军委都主张继续派代表团。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大会都邀请兄弟党参加，即使有分歧，也同样发邀请，这已成为惯例。刘、周等人认为分歧归分歧，毕竟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况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大量工业设备及军事装备趋于老化，零部件极度匮乏。中国此时又面临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威胁，缓和中苏关系非常重要。与苏联和好的呼吁在军方也十分强烈。但毛泽东已认定苏共是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况且此时，他已认为刘少奇等人要走的就是苏共的道路。一波未平，波澜又起。当年2月，中共与日共的关系又因毛泽东个人所为导致决裂。1966年2月，日共代表团访华。在中苏论战期间，日共虽说保持中立，但基本上是倾向中共的。由于日共代表团为维护与苏共的关系，主张在两党的联合声明中不点名（苏联）地批判修正主义。对此，北京常委刘、周、邓等人决定：一。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二。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在中日两党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然而，当彭真将常委意见通知毛泽东后，毛泽东大为光火：他们同意，我不同意。联合声明不发，代表团不派，原则问题不能做交易。最终，毛泽东个人否定了常委会的决定。中共与苏共、日共几乎同时断绝关系。这两起兄弟党关系问题愈发激起老人家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反修斗争的决心。从表面来看，这好像只是兄弟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究其实质，却是毛泽东极左思想在国际共运中的延伸。

1966年2月，彭真的中央五人小组拿出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之后（这个提纲是经刘、周、邓同意的），彭真带着小组成员赴杭州向毛汇报。提纲的中心思想是将文化界的批判活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此时，刘、彭向毛做出让步。（彭真同意批判吴晗）毛泽东也表现出十分的大度（毛同意彭真的意见，将批判局限在文化界），圈阅了提纲。以至于北京的常委都松了一口气。南北之争似乎可以以双方作出让步而告终。汇报提纲工作结束，彭真去外地视察。刘少奇也按计划去国外访问。（刘少奇原本因1966年1月大病一场和与毛的争论，准备取消访问计划）。没有人会想到这实际是毛的缓兵之计。就在彭真等人起草汇报提纲时，江青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也在起草另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北京的常委都被蒙在鼓里。刘少奇出访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马上就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指示，开始指责彭真。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彭真。等刘回到杭州出席常委扩大会议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彭真已被毛点名批判的既成事实。而且，周、邓也已默认。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罗、陆、杨问题。（因为此时打到彭、陆仅在常委会上占了多数）。而刘少奇却坚持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并讨论文革问题。毛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要将江青张春桥等人塞进会议，并提出所有出席会议者都有表决权。刘少奇认为党内重要人事变动必须经过中央全会通过。这也是刘少奇剩下的唯一能与毛泽东抗衡的办法。此举将把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等这些未来的文革干将摈之于全会的大门之外。而这些人都是毛泽东的马前卒。只剩下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全会中不足以形成多数。刘少奇对此是有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