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霖之文革被污是彭真死党：不到一个月就被整死

红潮导语：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

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

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

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1967年2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

1967年4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1967年5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