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人物：命运相似但贞操观存在根本区别(2)

　　在《源氏物语》一书中，根据驹尺喜美女士的分析，女性不仅遭受父亲、丈夫的压迫，甚至可能遭受外界一切男子的危害。例如，空蝉被光源氏侵犯，年幼的紫上被光源氏强行掳走，女三宫遭到了柏木的侵犯……此种事例举不胜举。

　　《红楼梦》中描写的女性同样深受男权之苦。但是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中女性所遭遇的男权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为父权，二为夫权，三为主权，即来自男性主人的权力压迫。例如二小姐贾迎春在嫁给孙绍祖之前就知道孙绍祖乃一介纨绔，凶残好色，卑鄙下流，然而出于父命，迎春只能含泪出嫁，最终遭遇了悲惨的婚姻生活；而嫁给孙绍祖后，饱受凌虐，却碍于夫权，无法脱离苦海，只能隐忍度日。迎春的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的女性面对强大父权及夫权时的无可奈何，也充分显示了这种父权、夫权强盛的制度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与危害。《红楼梦》女性中所遭受的另一种男权——主权(男性主人的权力)的压迫，更是不枚胜举。

　　三、正房妻子的悲哀。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正房妻子与否，都逃不脱悲惨的命运，而即使贵为正房妻子，也有着其特有的悲哀。

　　如《源氏物语》中所描述的，男性对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不仅仅是出身高贵、美丽大方，才德兼备，甚至还要求她没有任何妒忌心理，无怨无悔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如果正房妻子得不到丈夫的认同，那么她的正房地位也就岌岌可危。譬如光源氏的第一位正房妻子——葵上。而如果正房妻子成为丈夫眼中合格的妻子，得到了丈夫的赞赏，那么她能够获得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原因在于合格的正房妻子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满足丈夫要求、受到丈夫宠爱于赞赏的同时，也让女性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女性的特质，成为了丈夫的附属，这样的角色似乎与幸福无缘。譬如光源氏精心培养的妻子——紫上，就是最好的证明。紫上在担任好主母一角，备受光源氏宠爱和尊重时，自己却陷入无限惆怅与悲哀之中，终日抑郁寡欢。

　　《红楼梦》中对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与《源氏物语》中的要求大同小异。根据《红楼梦》的描述，成为贤惠夫人最重要的莫过于宽容。如果正房妻子对丈夫纳妾的行为加以阻拦的话，不仅会受到丈夫的责难，甚至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红楼梦》中最符合这一标准的夫人莫过于王夫人了。王夫人上孝敬婆婆——贾母，中顺从丈夫——贾政，下宽待下人。王夫人凭着前两点获得了婆婆的宠爱、丈夫的信任。而与王夫人的“贤夫人”形象相对的正是凤姐的“醋坛子”角色。王熙凤漂亮能干，打理贾府上下家务井井有条，备受尊重，而王夫人对凤姐唯一一点担心就是凤姐“贤惠”不够。在王夫人看来，凤姐阻止其丈夫贾琏纳妾，贾琏身边妾室不够多，正是凤姐为人的一大缺陷，会使凤姐遭人话柄，受到多方责难。而当知道凤姐主动为贾琏接进尤二姐时，王夫人才放心下来。

　　从这一点上看，当时中日两国社会舆论对待正房妻子，都要求她们戒忌戒妒，心甘情愿地接受丈夫妻妾成群，并帮助丈夫努力平息妻妾间的纠纷……而这种对正房妻子的要求，注定女性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很难得到幸福，也铸就了女性悲惨的命运。

　　四、《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女性虽然在婚姻自主权、男权等方面其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处，但在贞操观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别。

　　根据《源氏物语》的描述，我们得知当时日本女性虽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婚姻，但是恋爱生活却是较为开放的。既可以选择喜欢的人，又可以与喜欢的人私通。对于日本女性来说，与自己喜欢的男性发生关系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有时仅凭鸿雁传书、未曾谋面就可能发生性关系，而周围的社会舆论对此似乎又过于宽容。例如，右大臣的女儿胧月婚前曾与光源氏发生性关系，后来事情败露后，胧月未曾受任何处罚或责难。此外，《源氏物语》一书中与光源氏产生恋情的女性，有很多均待字闺中。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女性的贞操观十分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