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对创造原子弹表示忏悔 爱因斯坦曾称罗斯福为疯子(2)

　　因发现第93号元素钚而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英国科学家哈恩，在得知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沮丧，他觉得正因为他的发现，原子弹才得以发现出来，因此他觉得他应该对这十几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他在多次场合表示，当他看到自己的科学发现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时，他深深惊恐。如今，这一切可能性和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责备。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几个月，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已经预见到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将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危险。美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成功更加促使罗素决定采取措施，说服全世界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与其一起发表一个声明，就核战争的危险向各国政府和公众发出警告。为此，罗素于1955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立即热情回信请罗素起草宣言，并把自己的签名寄给罗素。1955年7月9日，《关于核武器的声明》，即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共有11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主体的著名科学家在此宣言上签字。在宣言上签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德国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玻恩、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开拓者汤川秀树等。《宣言》及其附件如此写道：“在未来任何世界大战中肯定要动用核武器，这样的核武器肯定要威胁人类的持续生存，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强烈要求世界上的政府认识到，并公开承认，不能通过世界大战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我们强烈呼吁寻求和平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种种争端。”同上书，第171—172页。1957年7月，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号召下，来自10个国家、属于东西方不同阵营的22名科学家，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小渔村——帕格沃什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评估核武器大规模试验的后果，如何控制核武器和达成全面裁军协议，以及研究科学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次会议被与会科学家们命名为“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并成为延续至今的著名的“帕格沃什运动”的开端。

　　1958年1月13日，世界上43个国家的9000名科学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签订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国际协议。（王仲春：《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3页。）

　　1988年春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获得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授予的沃尔夫物理学奖。霍金利用在耶路撒冷的颁奖典礼也表达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隐忧。他在演讲中说，“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们是广阔的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小小的一部分要用理性的法则来治理，希望我们还能用法则来治理我们的事务。然而科学的发展也使我们受到了威胁——它会毁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尽量地能够促进和平，确保下个世纪以及更远的将来我们人类还能继续存在。”（克里斯廷·拉森：《霍金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06页。）显然，霍金的这段言论是针对核武器的发展，因为到现在为止，只有核武器才是霍金所讲的能够导致人类毁灭的“科学”。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不管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们如何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核武器的担忧，但这些建议与顾虑大多停留在“空气振动”阶段，并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实际效果。其原因特别简单：首先，这些科学家大多是当年核武器开发的积极推动者，现在却又振振有词地反对核武器，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确实很难让人信服。其次，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坚持同样的观点，相反则有很多科学家坚持认为应该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于战争。例如，同样是美国第一个原子弹的参与者，维克多·韦斯科夫则依旧认为他们制造原子弹是正确的。他反复提出，当时的情形与现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制原子弹。德国战败后，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亡，他觉得当时至少要制造10个以上的原子弹才能使日本屈服。（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