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诗派”诗人抗战时期在桂林的创作活动

2018-05-22 15:5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之后，由于桂林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沦陷区的文化人，出于自身安危和经济能力的考虑，不愿远赴当时的陪都重庆，而选择在桂林驻足。另一方面，国民党桂系军阀以自身的利益计，对文化界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文化政策，使得一些在重庆不能出版和发表的诗歌都能在桂林面世。在这样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一大批文化人陆续荟萃桂林，使得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日益高涨，诗歌创作也更为活跃。桂林的抗战诗歌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阵容十分庞大，堪称当时国内之最，其中尤以“七月诗派”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诗坛的影响最大。

　　艾青在桂林的诗歌创作活动

　　1938年11月，“七月诗派”的台柱诗人艾青来到桂林，成为缔造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首批精英。他在桂林活跃的诗歌创作及文学活动揭开了“七月诗派”在桂林文化城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

　　刚抵桂林，艾青征尘未除就着手桂林诗歌阵地的开拓和队伍的组建工作。11月底，他便与由武汉、广州等地撤退至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巴金、夏衍、高兰、周钢鸣、林林等一道筹建了文协桂林分会，还先后主编了《广西日报》文艺副刊《南方》、《救亡日报》副刊《诗文学》、诗刊《顶点》、《文协》旬刊等。这些刊物的创办，不仅开拓了重要的诗歌阵地，同时也为桂林抗战诗坛培养了大量的诗歌新人。

　　在桂林期间，艾青的创作力非常活跃，佳作叠出。他初抵桂林，就激情洋溢的抒写了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我爱这土地》。诗人以鸟自喻，用沉痛的声调为“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和“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而歌唱，甘愿为祖国献身，甘愿死后“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诗人抒发的对祖国对土地之爱，情素浓烈，动人心魄，使这首诗与诗人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名诗一样家喻户晓，争相传诵。尔后，此诗同艾青在抗战初期写的七首短诗一起于1939年1月在桂林出版，书名为《北方》。这是诗人继《大堰河》之后的第二部诗集，虽仅收入了抗战初期的部分诗作，但却标志着诗人从吹芦笛到吹铜号，从“芦笛诗人”到“火把诗人”的过渡，表现出一个思想感情深沉执著的诗人所特有的深度。

　　作为桂林抗战诗坛最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艾青在桂林短暂的日子里，以旺盛的激情，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质量很高的诗歌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他创作发表了33首短诗，出版了诗集《北方》，而最能代表艾青创作水平的，则是他于1939年春在桂林完成的两首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诗人在自己亲身体验的基础上，为抒发自己的爱国激情和讴歌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刻画了两个为国牺牲的血肉丰满的战士形象。在这些诗篇中，艾青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其炽烈浑厚的格调催人奋起，他发出了“七月诗派”的先声，犹如时代的号角，鼓舞着中华民族奋发起来，为挽救危难的祖国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胡风在桂林的诗歌活动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七月诗派”的主将胡风也由香港辗转来到桂林。由于他在桂林诗坛上的积极倡导和活动，以高昂的激情和沉重的忧患来抒写民族的危难和耻辱，抒写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促进了这一时期桂林抗战诗坛的繁荣，并使“七月诗派”在桂林文化城诗坛上的创作及活动达到了全面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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