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抗战后的北大红楼曾沦为日军关押残害爱国志士人间地狱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东四沙滩，建成于1918年，本来是作学生宿舍，建成后成为北大文学院的所在，即北大一院。自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齐集红楼，红楼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也是从红楼走向天安门，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2002年4月开馆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红楼为依托，纪念和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座曾孕育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大红楼，在北平沦陷期间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及其分队所在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大部分师生都先后离开北平，走向了抗日的前线和后方。7月底北平沦陷，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一院及灰楼宿舍。

　　据周作人回忆：“北平沦陷之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就这样在北大红楼中国语言学系的门口，挂起了“小队附属将校室”的牌子;文学院院长室门外的标志则是“南队长室”。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而在楼内的地下室里。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在东部刑讯室中受鞭笞、灌凉水等逼供信的酷刑。

　　在1938年11月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北京宪兵本部、北京宪兵分队同时驻扎红楼办公。宪兵分队下设分队长室、将校室、庶务室、特高室、警务室、司法室、受付室(夜间)等机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投资创建的燕京大学即遭日军查封。校务长司徒雷登遭日本宪兵逮捕，被拘禁在东交民巷原美国兵营中。此后，他曾四次被带到红楼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受审。燕京大学的20名师生也相继被捕，并被押解到红楼地下室。

　　曾被关押于红楼的燕大、辅大教授有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蔡一鄂、陈其因、侯仁之、伏开鹏、蓝公武等。燕大、辅大被捕教授因为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邓之诚回忆他亲身见闻时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蹴之，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至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不识确否。然入宪兵队后而无下落者，往往有之，大约用刑分队尤严，往往中夜闻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从事抗日活动，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候仁之在天津被捕。日本宪兵将其解送到北平，未经审讯即被押到红楼地下室的一间牢房，与燕大学生、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时名孙以亮)关押在一起。当时，孙道临是由于在校内参加有抗日题材的话剧演出而遭到逮捕的。两人原本相识，见面后彼此又惊又喜。孙道临帮候仁之在地上铺好毯子，两个人躺下后，头部紧靠在一起，由于地方狭小，两个人的腿脚尽可能各自伸向另外一个方向。为了方便谈话，孙道临要候仁之把一块手巾蒙在脸上，做出掩饰灯光的样子，实际是为了避免日本宪兵窥见他们谈话时的脸部的活动。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分别被关押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房里。每天上午，每个牢房各出两个人，由宪兵押着抬起恭桶排队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时，可以见见面，偶尔在过道的转弯处，也可以小声地传递一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