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河北的暴行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对河北垂涎已久的日军大举进攻河北，河北的广大土地旋即沦入敌手。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略军在长达八年的占领期间，对河北进行了最野蛮、最残暴的大破坏、大屠杀。日军在河北，大肆推行建立“集团部落”、“集家并村”、“无人区”、“封锁沟”，疯狂进行频繁的“扫荡”，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灭绝人性地残杀平民，蹂躏残害妇女。日军还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毒杀抗日军民，制造了难以计数的杀人惨案，对河北人民犯下了累累滔天罪行。根据1943年2月8日《解放日报》所载《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五年中，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扫荡”累计共2430天，平均每两天对三个根据地进行“扫荡” 。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的时间里，日军在河北制造杀害10人以上惨案即达近500起，直接的杀死12万多人，这还不包括零星被杀的人数。仅1942年5月至6月，日军在冀中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即杀害5万多人。日军所到之处，即有烧杀抢掠、奸淫凌辱妇女惨案发生。整个河北省生灵涂炭，满目疮痍，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生命受到摧残。日军占领期间的罪恶暴行，是近代以来河北历史上最悲惨、最血腥的一页。

　　一、侵华日军盘踞河北期间的各个阶段都制造了大量惨案

　　按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对河北的军事政策、河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敌我斗争态势，日军在河北制造的惨案，可大致划分为早期、中期、末期三个时期：

　　早期，自l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止，为日军在河北制造惨案较多的阶段。这与河北地处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北平周围有着直接的联系。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即沿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干线及子牙河等河流要道，分三路进犯河北，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河北成为“七七事变”后最早为日军占领、控制的地区。这一阶段，重大惨案占了很大比重。如1937年l0月8日，日军在正定城内及近郊13个村(街)屠杀无辜百姓l506人，重伤103人，烧毁房屋106间，抢走牲畜80多头。1937年10月12日至15日，在藁城县梅花镇残杀1547人，42户被杀绝，烧毁房屋600余间，及l937年8月的万全县城惨案、9月的徐水县于坊惨案等均发生在这一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此阶段16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日军屠杀1O人以上的惨案就有l93次，残杀50000多人，烧毁房屋43000多间。

　　中期，自1938年10月至1943年年底止。1938年l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占据主导地位。华北各地的抗日活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于是，地处华北腹地的河北就成为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之一。日军从1938年起，就不断调集重兵围攻、“扫荡”、分割、封锁和“蚕食”河北各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围攻”;1939年初至1940年春，又对河北各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治安肃正”作战。l940年起采取了恶毒的“蚕食”政策。从1941年起，在河北各根据地又连续五次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这个阶段，抗日军民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抗日斗争进入了非常残酷的时期。

　　随着日军军事“扫荡”、“围攻”计划的实施，为扑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烈火，摧毁抗日组织，恐吓人民，日军制造了大量惨案。如 1940年2月5日的隆尧县北阎庄惨案，屠杀无辜村民128人;l940年4月25日的博野县白塔村惨案，屠杀村民272人。这一阶段的惨案，有大量的是日军报复性屠杀而制造的。如在1939年初日军推行“治安肃正”时期，为寻找中国军队作战，日军一一O师团2000多人，在冀县路家庄屠杀军民和其他百姓237人，烧毁房屋70O多间。1941年1月的潘家峪大惨案，残杀百姓l237人，烧毁房屋1100多间，就是潘家峪人民反对日军“治安强化”、抵制保甲制度，拒交敌人粮柴，而遭日军屠杀的。l941年5月的曲阳北野惨案和l941年11月的唐县岗北平沟惨案，就是人民反对日军第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而遭敌人报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