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与泰国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

　　我是9岁就旅居泰国的华侨。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我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并崇敬他。抗战初期,我曾与周恩来有过一次通信联系,对我教育极大。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曼谷华侨社会中,由于不少侨胞对祖国抗战前途认识不清,思想出现混乱。比如,国共合作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中国能战胜吗?另外,当时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趁乱到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什么“中国世称东亚病夫,和日本人打起来,中国必亡。”什么“中国受尽欧美帝国主义欺凌,日本是我们的邻邦,‘远亲不如近邻’,中、日应该联合组成‘共荣圈’,共同对付欧美帝国主义。”等等,这些奇谈怪论到处流行。一时间,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爱国侨胞都在为祖国命运担忧。当时,我在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工作。这是欧洲人的体育俱乐部,设有跑马赌场、酒吧间、咖啡厅、游泳池、舞厅和图书阅览室。我在图书阅览室当工人。和我同事的华籍工人有30多位,同住在跑马场的工人宿舍里,工余时间,常在一起谈论抗战问题,为侨胞中的争论不休感到不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当时,我和跑马场的几个工友商量,决定向他谈谈这里的情况,请教他如何看待抗战前途。于是,我们在跑马场工友和曼谷其他部门的乡亲、华籍洋务工人中,募捐了4千铢泰币,以“泰国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侨胞对抗战问题的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钱和信由曼谷广东银行一位同乡设法替我们寄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我们想周恩来那么忙,不会给我们回信。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了一些时候,竟然接到周恩来的亲笔回信。当时,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的信,有8页信纸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战争形势的问题。在我记忆中他谈的主要内容是: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它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反抗侵略者,是正义的,它也将得到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同情和支持。二、国民党内有投降派,他们明的暗的,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一伙卖国求荣的反动派。国民党之中也有动摇派和力主抗日的开明之士,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在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国共联合是可能坚持下去的。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力争和他们组成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三、日本帝国主义,目前还是个强大的、凶残的敌人,我们又有很多困难,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它。因此,中国人民这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长期的持久战。周恩来在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形势,精辟地论述了战争发展趋向,指出了可以战胜敌人的主客观条件依据。最后结论是“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信末,他嘱咐我们今后把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要寄到武汉去。

　　周恩来的信,从跑马场的工友手中很快就传阅到跑马场外的华籍工人中去。我想,既然这么多侨胞争着要看周恩来的信,干脆拿到报社去发表,让更多的侨胞都能看到。于是,我去找我的朋友林秋野。他是《曼谷时报》的副刊编辑,以“酱油二郎”的笔名,专写“花边”杂文。他看了周恩来的信很高兴,答应一定说服总编,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出去。不久,《曼谷时报》果然把周恩来的信,删去头尾有关捐款部分,用《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将信中有关抗日战争问题的论述,一字不改,全文照登。这一来,轰动了整个曼谷华侨社会,到处在谈论这篇文章。从此,侨胞中对抗日战争的疑虑、担忧、徬徨、争论不休的局面,逐渐消失了,侨胞们的抗日信心和团结增强了,同时狠狠打击了那些汉奸亡国论者。不久,我们成立了“曼谷洋务工人抗日后援会”,更活跃地开展抗日宣传和捐献活动,直到日寇侵占泰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