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和物资援助(2)

　　在具体交涉过程中，中苏之间也产生过一些分歧和矛盾，但苏联政府一般总能从维持对日抗战的大局出发予以化解。苏联方面起初同意其提供的军火物资由中国方面以借款相抵，但是必须用现金支付运输军火的打包费、装配费、卸载费、运输费等费用。中国方面则希望以农、矿产品作抵押，还希望从苏联获得一笔借款，以抵清前账，并续购新的军火。为此，1938年5月5日，蒋介石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我国实无外汇现金可资拨付”，希望苏联能同意中国以货物抵运，“庶不致影响外汇，而经济得以维持，战事也可顺利进行”。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困难，斯大林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于5月10日复电表示：“吾人完全理解中国金融财政之困难情况……因之，对武器之偿价，并不要求中国付给现金和外币。然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锡、锑等等。”

后来，苏联政府同意，中国1938年10月以前交付苏联的货物，约630万美元，移作1940～1941年应偿付贷款的货物，并允照年息3厘算还赢得之利息。

　　第二笔易货贷款：

　　苏联对华的第二笔易货贷款于1938年7月1日在莫斯科签订，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五千万美金信用借款条约》。根据《条约》，苏联又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贷款的使用、年息与第一笔贷款相同，自1938年7月1日起计算利息，自1940年7月1日起分5年偿还，同时一并交付已使用贷款之利息。条约所附中国政府偿付借款的第一批名单同第一次信用借款相同，物资输送的有关规定也与第一次信用借款条约相同。

　  苏联的第二次对华信用借款，同第一次借款一样，当时并未正式签字。1938年8月11日，中华民国全权代表杨杰与苏联全权代表格利哥来维茨在两次贷款协定上同时正式签字生效。当时，蒋介石正向苏联政府再次紧急求援，说：“抗日战局已进入重要之新阶段，屡承贵国热心援助，人心士气益为振奋，唯目前需要驱逐机及重轰炸机之增加补充，异常迫切，各种俄炮弹亦不足用，如能迅得此项充切(分)接济，则抵抗力量立可增厚，务请速予提供借给，即日起运，以应急需。飞机应用更急，如能早到一日，则我方战事胜利之成分即多增加一分。”

苏联大力支援中国抵抗日本对武汉的进攻。1939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苏联出口贸易协会在重庆商定交货合同两种，偿还已动用的苏联贷款：一，1938年11月至1939年10月，除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间中国已供给之矿产品外，中国应于1939年2月至10月30日之期间内，将下列矿产品运至苏联境内接收：锑3000吨，锡2000吨。中国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10月30日提供苏联的矿产品总值(包括运费)约6942400美元。二，1939年10月31日至1940年10月30日一年内，中国向苏联供给矿产品：钨砂5000吨，锑5000吨，锡3000吨，水银50吨，总值(包括运费)约8016666美元。偿还贷款的农副产品也陆续运往苏联。

　　第一、第二两笔贷款共分5批动用，至1939年9月1日，全部用完。这5批动用贷款的日期与数额如下：

　　第一批，动用日期为1938年6月10日，共30321164美元;

　　第二批，动用日期为1938年6月20日，共8379293美元;

　　第三批，动用日期为1938年6月27日，共9856979美元;

　　第四批，动用日期为1938年9月28日，共29601215美元;

　　第五批，动用日期为1939年9月1日，共21841349美元。

　　上述五批总额计为1亿美元。

　　第三笔易货贷款：

　　1939年6月13日，中国政府特使孙科与苏联对外贸易部长米科扬又签订了1.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用以购买苏联工业品及设备，中方以苏方规定的商品及矿产原料偿还贷款及利息。条约由苏联全权代表米科扬与中华民国政府全权代表孙科正式签字。

这是苏联提供的第三笔援华易货贷款。第三笔贷款的使用、年息与前两笔贷款相同，自1939年7月1日起计算利息，偿还期限为10年(自1942年7月1日起)，偿还贷款的货单与第一、第二笔贷款协定略有不同。

　　第三笔贷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42年间实际动用四批，动用时间与数目分别为：

　　第一批，1939年9月1日，计18622024美元;

　　第二批，1939年12月1日，计3909725美元;

　　第三、第四批，1940～1942年间，分别为49520828.85美元、1123232.51美元。

　　以上总计动用了73175810.36美元。最后两批动用50644061.36美元的货单及认偿债务书各一份，苏联政府于1944年1月才送交中国政府。

　　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必须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进攻，致使易货贷款中断。因此，苏联的第三笔援华易货贷款实际只动用了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