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与苏联对中国的道义支持(6)

2018-04-27 16:4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苏联政府则认为，国民政府一面与日本谈判，一面加紧“剿共”，中日之间很可能达成妥协，国民政府同苏联谈判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是要增加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

因此，中苏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就此中断。

　　此后一段时间，国民政府的外交处境十分艰难，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国联与美英等国，对中日问题无意干预。在几经踌躇之后，蒋介石不得不掉过头来，在发展对苏关系上进一步采取行动。

　　由于此前反苏反共的历史，蒋介石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先要摸清苏联方面对他及国民政府的看法。1934年3月，蒋介石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赴苏考察。6月22日，杨杰亲自邀请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向其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向。10月，蒋介石又派遣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访苏。通过中苏高层之间的这些沟通，蒋介石相信，苏联确有与国民政府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愿望。苏联也认为，“蒋介石的立场已有某些改变”。

　　1935年，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浪潮进一步高涨。此时，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已逐步由“不抵抗”转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对苏政策更趋积极。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国民政府不仅不再强调中东路等阻碍中苏关系发展的因素，而且企图绕过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直接与苏联签订以共同抗日为目的的互助条约。

　　孔祥熙首先就互助条约问题对苏联进行试探。7月4日，孔祥熙拜访鲍格莫洛夫，向苏联政府提出订立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但鲍格莫洛夫表示不能接受。

10月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方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为了消除苏联对中日妥协的担心，10月18日，蒋介石亲自会晤鲍格莫洛夫，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与日本缔结反苏军事同盟，并提出中苏应签订“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认为，蒋在暗指要签订一项秘密军事协定。至此，争取同苏联签订具有同盟性质的条约已成为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外交考虑。

　　面对国民政府签订互助条约的新请求，苏联政府的态度几经变化。为避免国民政府对日妥协，12月14日，苏联政府曾表示可以就缔结互助协定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讨论。

后来，苏联的态度发生改变，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电示鲍格莫洛夫，称同蒋介石就互助问题签订协定的时机未到，要求在商谈互助条约事宜前必须弄清蒋的真实意图及具体计划，因为蒋可能利用中苏谈判与日本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协议。1936年2月29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再次明确电告鲍格莫洛夫，苏联难以与中国缔结互助条约。

　　1936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性质的协定后，中国政府反应强烈，中苏有关互助条约的交涉一度停了下来。两个多月以后，在日本增兵华北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要求恢复有关谈判。5月27日，孔祥熙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表示，中苏应签订互助条约。

尽管如此，苏联并未立即同意继续就这一问题与中国商谈。

　　1936年冬，在德日进一步勾结的背景下，苏联政府明确向国民政府表示，中苏双方应首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同时表示进一步签订其他条约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11月7日，张群在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希望尽快缔结互助协定。鲍格莫洛夫明确表示，现在缔结互助条约是困难的，两国首先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11月25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及《秘密附加协定》，把矛头直接对准苏联。苏联感受到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法西斯威胁，为避免两线作战，更不愿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此后，苏联政府发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关系问题的指示》，其中强调，“以中苏双边互助条约的形式进行合作为时过早”，但为了牵制中日妥协，“建议在目前阶段签订一个广泛的友好条约”，其内容可与德日之间的秘密协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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