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的军事合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坚持东北抗日战争中，曾经同苏联远东军建立了地区性的合作关系。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东北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但是，东北抗联同远东军合作是在不断的与他们的某些错误做法抗争，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39年以前抗联同远东军的关系

　　1932年以前，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的领导是在上海实施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后，满洲省委同上海中央局保持着联系。1934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东北党的工作便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负责领导。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共满洲省委不大信任，陆续把省委的领导同志调到莫斯科进行审查。到1935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实际上只有一人在留守，代表团的文件由吉东特委转发，吉东特委离中共代表团设在远东海参崴的办事处比较近。但这种情况珠河县委并不知晓。1935年6月30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或王康指示信)又由吉东特委转发到中共珠河县委。接着中共代表团又分别以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的名义，发出了《给珠河县党团组织和三军负责同志的信》，以及《中央新政策路线》的补充文件，要求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并批评了过去工作中“左”的错误。由于北满党组织和三军军长赵尚志对指示信和补充信的某些观点和批示持有不同意见，便对中央代表团的来信的真实性、正确性产生怀疑。北满党组织及赵尚志不断派人从远东进入苏境设法找到中央代表团弄清情况，申明意见。从这时起，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联便同苏联远东军发生了联系。

　　1937年11月，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哈尔元帅致信，请他带给中共中央一封信，布于1938年初捎口信要赵尚志来苏联联系。赵尚志过境时，正值肃反扩大化时期，布被逮捕，赵尚志因此受到牵连。赵尚志率领的抗联三军近千人队伍全部被解除武装，人员大部遣散新疆，赵尚志本人被扣押了一年多才释放。

　　同北满的抗日部队不同，在吉东地区的第二路军抗联部队同远东军的关系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在赵尚志率队进入远东地区之前，吉东饶河地区的抗联七军已同远东军建立了联系，而且可以从远东军那里得到少量的物资补充，伤病员也可送到远东调治。1938年1月，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通过七军的关系，过境到达吉兴(即俄罗斯比金镇)，设法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设在这里的联络站，由于联络站已撤销，他又通过中共中央联络站在当地的嘱托人石达干诺夫，同一位叫“大山”的苏联军官进行接触，双方曾初步达成协议，由周保中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向远东军提供日军情报，远东军则向抗联提供一些武器弹药。这年4月，大山还派出一位无线电机师孙绍棠跟随周保中，以便向远东军发送情报。由于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以及省委机关、临时后方根据地多次被日军破坏，不但牺牲了许多干部，7年来东北游击运动抗日救国的图籍文书稿件也完全丧夫。一些准备发给远东军大山处“搜集到有关日本军的有价值的地图、图案、文件”也“遭受同一损”。5月间，周保中派交通员张锡昌到远东与大山联系，但大山此时不幸死于车祸，抗联同远东军的联系随即中断。

　　赵尚志和周保中几乎同一时期接触远东军，而远东军对他们的态度却完全不同。这是远东军在不同地区所面对不同情况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自1937年后，苏、日军队在中苏边境一线冲突，并有越演越烈之势。到1938年7月，苏军开始在张鼓峰一带构筑阵地，日军调与该地较近的朝鲜军与之对峙，双方箭拔弓张。这一时期，日军发动进攻，夺取了张鼓峰，苏军随即开始反攻，夺回了张鼓峰，这就是历史上的“张鼓峰事件”。苏联远东军对日军进攻张鼓峰是有准备的，因此，他们需要利用抗联侦察到张鼓峰正面中国境内日军的情报。这便是远东军对待所在不同地对抗联采取不同态度的真正原因。

　　1940年抗联与远东军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