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父亲张耀曾(3)

　　1925年，孙总理北上，期望联段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竞之功，不幸竞病逝于北京，于是全国政局更为混乱。1926年中，父亲亦大病一场。又有见当时官场奔竞之盛，而无礼访贤才之诚，于是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之事非求不得，绝无为事求才者”。此后即将书房命名为“求不得斋”。1926年元旦自撰一联语日：“不辞播种，不争收获，常求人是，常疑己非。”他的文集即名为《知非集》。

　　1929年初移居上海，以律师为业，并任民法教授从事法学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发表《敬告国人书》，号召全国朝野一致，上下一心，共御外侮。同年12月成立“上海国难救济会”，父亲被推为理事。

　　1932年又有“新中国建设学会”成立，父亲任常务理事。10月起草《国际调查团报告及其批评》、《民国制宪史概观》等文，供学会讨论。是年蒋介石多次传话，表示盼与父亲晤谈，父亲坚拒之，其不趋炎附势，刚正不阿，真光可照人。后通过张群向蒋建议，“欲求政治成功”，必须系住人心，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须维护大多数人生活;二是须对知识分子予以自由;三是开放政治以包容社会有力分子。

　　建立宪政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厉行法治，完善司法制度，以保障人权，父亲从政之始即以此为理想。当父亲退出政界，以律师为业，仍本此精神行事。凡贫弱受凌辱者，概代为辩护，以伸张正义，而报酬在所不计。父亲出庭辩护前，必将法律依据各点彻底究明，辩词又“字字皆核实，句句欲锤炼”，又敢言人所不敢言，因此往往众皆屏息静听，且有低声呼好者，或竞受感动而改变立场。1930年，对日商三井洋行讼争胜利，轰动社会，因而民气大振，爱国热情高涨。

　　1937年上海陷于敌手。父亲因重病在身，困居法租界内寓所。面对日人引诱与目睹友人政治上失节堕落，父亲撰写了《孤岛上我的决心和态度》一文以明志，其要点为：一、消极的：(1)不误国、(2)不卖身(以上二项为绝对的)、(3)不做官、(4)不见日本人(此上二项是在中日战争未了期间);二、积极的：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和能力。这再次表现了父亲对祖国的无限忠贞。

　　1938年初，父亲于日历首页中写了四个大字：“民族复兴”。此时南京已失守，日军溯长江西进，逼近武汉。父亲正因病卧床，于病榻上沉默寡言，惟每开口必问“汉口可无恙否?”是年7月，父亲终逝世于上海，享年未满54岁。父亲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高尚思想是永存的。他的人生哲学是不图个人享受，不独善其身，而应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为社会进化尽心竭力，力求社会存善去恶，使社会不断进步。《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记实》对他的评价是：“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父亲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又是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如兴女学的主张，在《云南杂志》即有记载，那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我们姐妹四人，即受益于此，均接受高等教育，并得出国深造。

　　四姐妹中以我最小，因此多得双亲宠爱。父亲去世之后，我第一次走出大门，站在马路边，忽然感到世界怎么换了样，多年往事在记忆中闪闪发光：北京我家前院有一棵大枣树，每当结果时，我们四姐妹总要同心协力，将最大的“枣王”打下来，留给父亲品尝。夏天晚上，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我们四姐妹边轮流给父亲捶腿，边听父亲谈天说地。此时仰望夜空.只见银河内外，群星闪烁，其光辉仿佛至今仍在心海里照耀。一次我突然发现一只蝎子向父亲的脚边爬去，我就哇哇大哭起来。冬天晚上在上海家中的小客厅里，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听音乐，听唱歌。那时光是如此温暖，如此幸福，以至小丽珠舍不得回房睡觉，却因睡意的袭来竟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父亲于是拍了我一下，叫道：“小佛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