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八路的抗战故事

　　我是河北省大名府北门口东村人，1926年7月出生，父亲蒋文明，母亲崔三喜，我还有两个哥哥。1928年我们全家逃荒到邯郸涉县偏店村。为了活命，父母把年仅2岁多的我送给了一户姓赵的人家，改名叫赵学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7岁时我就与本村的伙伴四元、狗剩上山砍柴，到路边地里村头拾粪。

　　1937年7月7日正是秋收农忙季节，芦沟桥方向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在庄稼地里干活的乡亲们还误认为是雷声。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东北军向南方大撤退，步兵、骑兵、炮兵都有。部队在偏店村留宿，第二天部队离开以后，村子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弹药和军衣，这是开小差逃跑的士兵留下的。那晚还发生了兵变，一位营长打死了一位团长，团长尸体放在从村子里大地主家借来一口檀木棺材里，抬到村北头一座庙墙边，过了半年死者的亲属才将棺材运走。

　　东北军撤走以后，大队日军气势汹汹开进村庄。前面开路的是工兵，专门砍树架桥拆房子。日军所到之处，火光冲天，尸横遍地。鬼子杀人成性，只要看见老百姓，远距离的枪杀，近距离的刀砍。老百姓成群结队远远观望，日本鬼子杀人，就乱成一团四处逃命。日军将乱跑的老百姓抓起来，枪刺刀砍，对妇女儿童扒光衣服刺死。我随父母和一帮乡亲跑到山上树林里避难，看见村里从南到北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父母不放心，派我回村看看自己家的房子烧了没有。

　　当时我10岁，窜胡同一路小跑钻进了自己家，房屋没被日本鬼子烧掉，家里却被翻得乱七八糟。玉米、黄豆等粮食都倒在了地上喂马，缸砸烂，炕踩塌。从家门跑出来时遇见四元和狗剩，我们三个一起向村外跑，迎面碰上鬼子，四元和狗剩中弹身亡。我心惊胆颤，一路狂奔至前面土地庙，我就爬过去半蹲着藏在破墙后，透过裂隙目睹了鬼子屠杀乡亲们。大约有500—600日本鬼子用枪围着200多乡亲，逼迫乡亲们跪成一排排，6、7个日本鬼子手拿东洋刀，一个一个砍乡亲们的头。在我前面不远的土堆上，两个日本兵杀一对父子，儿子的头被鬼子砍掉在地上，父亲抱起儿子的头放声痛哭，鬼子恶狠狠的飞起一脚，将父亲踢翻在水沟里挣扎不起。我不敢再看下去，赶快逃跑。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满是煤渣的小斜坡，我不顾一切窜了出去，顺着煤渣往坡下面滚，“叭、叭”日本鬼子开枪了，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我滚下斜坡钻进了树林死里逃生。这一天，偏店村被日本鬼子杀死了200多人。

　　鬼子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激怒了当地老百姓，附近村屯的男女老少自发组织起来，拿起菜刀、柴刀、斧头、镰刀和棍棒等，同鬼子进行殊死较量。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我们村成立了自卫队、青年队、妇救会和儿童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民皆兵抗日救亡运动。

　　我13岁参加了偏店村的民兵连，背上了太行山八路军发给的一杆山造枪，与本村抗日组织制造石头雷(在一块合适的石头上打洞，放炸药雷管，制作石雷)，开展地雷战打击鬼子。

　　1941年1月，我正式加入了八路军刘伯承部队。同村参加八路军的有十几人，参军时我们立下誓言，不把鬼子赶出中国，誓死不回家。当时刘伯承部队在山西太行山打游击，生活很艰苦。粮食都被日本鬼子抢光了，吃不饱饭。我们穿着粗布灰色军装，背着套筒枪或者七·九枪;每个人发十几颗七·九子弹。每天的口粮就是一斤炒小米，战士们用干粮袋把口粮背在身上，吃饭时，抓一点炒小米放在口盅里用开水泡就成了饭。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向老百姓讨来牛皮，将牛皮放在大锅里煮，煮熟之后，割成一卷卷发给每个班。行军时实在太饿了，就把牛皮卷从前往后传，一个人咬一口牛皮卷暂时填肚。平日我们还收集树皮、苹果片和山楂片充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一手拿锄头生产自救，一手扛枪抗日，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为艰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