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下）(4)

　　南侨总会副主席，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在菲律宾认购救国公债运动中，带头购买救国公债40万元。当他病重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的儿童，叮嘱其家属将他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作祖国难童之用。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侨领，菲律宾的救亡团体和李清泉生前友好，继承他的遗志，也捐资40万美元，汇交祖国作为救济难童的专款。南侨总会副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和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丘元荣捐献巨款，组织侨胞进行募捐，并亲自上街负责劝募的具体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该地侨胞的救亡运动。南侨总会常委候西反主持树胶公会，每月认捐3万元。

　　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号召10万洪门人，努力完成捐款500万美元购机救国的任务。他们以其在洪门中的地位和影响，使纽约华侨筹饷总会，抗战期间为祖国筹得抗日经费共1.400万美元。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负责人、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元。他还捐赠医院解剖仪器10副(价值15万元)，足可供10所医院之用。

　　领导和参加募捐工作的华侨领袖和骨干分子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鼓舞下，不顾个人安危，舍弃私人利益，为民族的复兴尽心竭力。有的爱国侨领，因积极领导筹赈工作遭到诬陷而被当地政府无理勒令出境;有的爱国侨领，惨遭暗害。在暹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暴徒，暗杀了“抗战以来，领导侨民，赞助政府，尤不遗余力”的暹罗侨商会长蚁光炎。有些募捐人自备干粮，深入山村僻寨去发动侨胞捐款。有些华侨自备汽车汽油，按时去远乡海隅征集月捐。一些人放弃了私人生意或优厚的薪俸，甚至不顾破产、亏本，仍不放松自己承担的募捐工作。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收款人员，每天分3班由18人轮值，两年半内从不放假。值班者迟到或缺席要罚款，如有要事不能上班，也请其他轮值人员代工。科室人员日夜忙碌，不取分文报酬。负责人忙于会务，几乎无法兼顾私人事业;每次捐款还要先捐多捐，以示带头;因公外出的开支，一概自理，以免影响捐输的信用。由于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仅两年半时间就筹款1,000多万元。

　　在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进步青年和侨领陈礼纯、陈文石等组织的华侨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首次演出的3场，收入就达50多万法郎。他们的剧务活动费用，全由参与工作者私人支付;而演出的收入则作为支援中国抗战捐款和兴办华侨学校的经费。缅甸华侨救灾总会由于爱国侨领的领导和组织有力，仅从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就募集义捐缅币1,802,950余盾汇返国内。还有那些被誉为“无名英雄”的华侨学校中小学生组成的劝募队，到救国会领取“执行”，“随时背负竹筒，不管烈日炎炎，不管雨打风吹，随时随处向侨胞劝募，在最热烈的时候，大家誉之为游击队。”

　　侨界知名人士和爱国华商的爱国事迹也十分感人。

　　名扬海外的爱国巨商胡文虎，为在国内设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一次就捐款200万元。他首次购买20万元救国公债后，于1937年10月写信给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谈到自己认购公债的意义和认识：“强邻压境，国势阽危，毁家纾难，此其时矣，文虎远离南邦，责不敢忽，除前已购救国公债20万元外，兹恳再认购30万元，聊尽国民天职”。1938年9月，他将存于国内各银行的建校余款200万元，移购了救国公债，前后三次共计300万元，并且说：“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志，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伤兵之友”运动开展以后，胡文虎、胡文豹捐叻币1,000元(约合当时国币8,000元)，为伤兵荣誉社友。“七.七”事变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香港和上海各设分会，胡文虎担任总会所属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名誉顾问。1938年7月，香港分会所属的元朗保育会收容难童共达500多人。广州沦陷后，避港人数日多，难童更多，尽管多方收容，香港的“街头巷角，仍有啼饥号寒之难童，令人目击心伤”。胡文虎应何香凝之请，慨捐港币1万元，建筑新的保育院以收容难童，还将他任参政员的每月350元津贴，常月捐作儿童保育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