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下）(2)

　　需要强调指出，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在发动、组织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援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司徒美堂发起组织的纽约华侨筹饷总会，与宋庆龄和保盟保持密切联系，大力援助八路军、新四军。著名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捐款兴办的。保盟用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提供的2,450英镑经费，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不少海外华侨把捐款交给根据地的工合。工合国际委员会曾一次把马尼拉的捐款10万元拨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厂。1940年，工合主要用马尼拉、爪哇捐助的基金，在晋察冀边区的太行山区建立了几个织布工业合作社，生产军布、毛巾等供应当地抗日游击队。其它抗日根据地的工合，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侨胞的资助。

　　华侨还对抗日根据地的学校进行了捐助。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建校初期，经费困难，陕北公学学生会动员学生写信到国内外各地，争取各界同胞和海外华侨的经济支持。1938年初，一些华侨学生写信到南洋各地，向侨胞募集资金，仅一个月时间就收到许多回电和回函。菲律宾华侨见到募捐信后，华侨劳工联合会等24个团体成立了菲律宾各界为陕北公学募捐筹备委员会，并向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发来电报说：“募捐已发动，目的万元，第一期6月底完成。”不久，他们便向陕北公学汇来第一期捐款1万元。爪哇一个华侨团体在给陕北公学的信中说：“我们是苦力和知识劳动的一群，为表示对陕公的爱护，特鸠集国币20元，由国内友人转寄为贵校基金。”暹罗曼谷、新加坡等地侨胞也都捐款陕北公学。同时，华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革命学校的捐助，为数更大。

　　(2)物力上的援助

　　华侨还把许多战需物品和汽车、医药器械等，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

　　马来亚柔佛华侨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到达重庆，赠送八路军汽车8辆、药品数车。马来亚森美兰华侨特购救护车1辆，直接捐赠给八路军。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把大批棉衣、医药和两辆救护车捐给八路军，并在车厢上写了“献给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字样。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曾经托人运送2部救护车和大量药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开始只有1辆旧卡车，后来马来亚华侨温康兰(后参加中共)捐赠了1辆救护车，加上新加坡华侨的捐赠，办事处共有了3辆救护车和4辆卡车，其中两辆送到延安。

　　宋庆龄和保盟把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捐送的物资、医药用品，重点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对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当时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但缺乏施行外科手术所必需的器械和麻醉剂，甚至连最普遍、最必须的酒精、碘片、凡士林、消炎药等都是稀有之物。因此，保盟对人民军队给予支援时，把医药援助当作重要任务。1939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5个卡车底盘，立即拨款安装车身，并支付运费，装满来自纽约、伦敦、温哥华、香港等地华侨、国际友人援助的药品、食品，经过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八路军。

　　当时外国捐来一部大型X光机，无法通过陆路运往延安，宋庆龄便派廖梦醒去找一位夏威夷出生的华侨杨上校(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上校立即转告史迪威将军，得到支持，结果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将这部X光机安全运抵延安。新四军也得到宋庆龄和保盟的物力支援。1938年、1939年和1940年，宋庆龄三次接见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了解到新四军 缺医少药的情况，立刻把华侨和国际友人捐献的大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包括当时最有效的消炎药“白浪多息尔”等大量药品，通过各种渠道运送给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