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为我取名 我为抗日当了3年情报交通员

　　先生为我取名 我为抗日当了3年情报交通员

　　抗日战争时期的“小情报员”谢传兴。

　　谢传兴老人的证书及奖章。

　　谢传兴，1927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胡集区白云乡石岩村。在当地村里有座“石岩寺” ，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石岩寺里是一所保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行政机构是县、乡、保、 甲制)学校，学堂的教书先生叫刘光植，别名“杜光梓”，还有一位先生姓邱。后来才知道， 他们都是地下党成员，刘光植是党支部书记。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谢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 久而久之，谢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 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谢，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 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谢传兴，好吗?’我当时高 兴极了，又蹦又跳的。”谢传兴回忆说。

　　1942年，谢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由于好奇，谢传 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 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 (如胡字为古月，谢字为言身寸)对接。

　　谢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 柴的缝里。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 胡集街头3道关卡。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谢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 么的干活?”“太军，我的卖柴的干活。”谢传兴机智地答道。“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 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 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 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 通行证’。”据谢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谢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谢传 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言身寸”。在收柴时 ，谢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谢传兴两个“粑粑”充饥。并说 ：“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谢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 交给刘先生。后来，谢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 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 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为了以防敌人的检查，谢传兴也是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 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里。敌人见谢传兴经常挑柴去赶集，也就放松了提防，检查也不像刚开始 时那么严了。

　　一九四三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学堂的邱先生交给了谢传兴一项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位先生到 王家集找一个人。先生是生意人模样的打扮，骑在驴子上，而谢传兴就牵着驴子前行。当走到 夏家河日伪关卡时，敌人要检查，那先生就说：“太军、老总，我们是到宜城做生意进盐货去 的。”并从身上拿出一张经商的手续，鬼子看后又搜查了两人的全身，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放行 了。“我们刚跨进一农家大门，就听先生喊了对方一声‘王书记’。原来，我护送的先生叫许 超，是北山区委书记，是专程去跟王全国(襄西特委书记)汇报工作的。”谢传兴激动地说， “第二天，我们没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浴口，顺利回到了北山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