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同志两次住在我的家

　　我的家在陶山沙门山新马河村，刘英同志在沙门山游击活动期间曾两次住在我的家里，现将所见所闻回忆于后：

　　沙门山是个崇山峻岭的大山沟，地区辽阔，森林茂密，居住分散，易守难攻，很适合游击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就是浙南游击纵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虽然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仍然采取“北抚南剿”的反动方针。为了隐蔽精干，保存实力，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清剿，1937年3月浙闽边区临时省变决定，由刘英同志带领省委机关干部和警卫队30来人向平阳、瑞安、永嘉、青田等地转移，建立浙东南革命根据地。挺进师由粟裕同志带领，到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当刘英同志的队伍到了平阳北港时，又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追击，并扬言要用重金悬赏缉拿刘英同志。在突破重围后，刘英同志在瑞安地下党老党员郑贤塘同志的引领下，立即向瑞安飞云江方向转移，并避开国民党十九师对沿江的严密封守，在仙降下林渡口顺利渡过飞云江，经车门下，后河、沙岙直奔沙门山。当天晚上就在老马河村过夜。第二天晚上转到我村新马河村，刘英同志和四名警卫人员就住在我家一间谷仓后面的密室里，其余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分别住在我二伯和叔父家。

　　刘英同志住在我家和我们关系很密切，犹如一家人，天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刘英同志不时了解我家的生活情况。我父亲告诉他，我家历来耕山耕田，自食其力，够吃够用略有节余，全家五口三个男孩都读小学。刘英同志对我们小孩都很关心，经常教我们读书写字，我还记得他亲手教我们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我们对刘英同志也很尊重，“伯伯、伯伯不离口”。第二次他住在我家时，我已到温州永嘉中学读初中了，暑假回来时，我把学校里闹学潮，外出捣报社，捣电影院，上街游行等情况告诉刘英同志他很高兴，并鼓励我积极参加，还说“闹学潮就是闹革命”。

　　刘英同志生活很艰苦，刚进村时，全身满是虱子，住下后在我母亲的协助下，多次用开水烫洗后，才得到解决。铺盖也很单薄，刘英同志只有一条军毯，天冷时，我家里给他一条旧棉被，下面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警卫人员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换洗的衣服，那就更少了，总是靠缝缝补补来解决，他常说：“破点不要紧，只要干净就好”，没有长裤换洗，刘英同志个子高，警卫战士拿自己长裤给他换，往往太短，他说：“没关系，短些好，省的卷裤腿”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刘英同志很注重自身身体锻炼和战士们的操练，每天很早起床和机关干部，警卫战士一起到屋后的山坪上舞剑、打拳、跑步、掷手榴弹(用木头做训练用)，他说：“这样很好，既可强体又能练兵一举两得”。此外，刘英同志非常保持高度警场，每天晚上都准时安排好干部、战士巡逻放哨，严防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刘英同志对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抓的很紧，对周边群众的思想动态也很重视，每个星期都会开一次骨干会议，汇报研究干部战士学习情况和周边群众的思想反映。有一次一干部汇报说，还有少数群众不知我们的底细，还听信国民党的谣言，说我们是土匪，不敢跟我们接近。刘英同志听后非常重视，立即一起与机关干部到周边村群众中去向群众宣传政治形势，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红军的性质，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制度，他说：“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共产党、红军是土匪这是污蔑、这是造谣。国民党才是土匪，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抓丁派款，欺压人民，无恶不作。我们共产党、红军都是穷人参加，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现在解放区都在打土豪搞土改，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你们看一看，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用的，都是自己付钱，有没有像个土匪的啊。”还说：“现在日本人侵略我们，国民党蒋介石不但自己不打日本人，还不允许我们打日本人，反过来还打我们红军，你们说：对么?所以，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日本人赶出去。”一次在摩岩顶村宣传时，有一个青年农民王阿弟，他十五岁就替地主做长工的，听了刘英同志的宣传教育以后，提高认识，当即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后经刘英同志的批准参加了挺进师，从摩岩顶村回来经过福泉寺时，刘英同志还在寺内的屏风上写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以表爱国抗日的决心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