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付西海，我的父亲(2)

　　而以千年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这个100年的近代与现代历史，在内忧外患、只贫积弱之中的灾难、曲辱与抗争，那种哀婉曲折、充满悲愤而又荡气回肠，令人生出诸多的唏嘘感慨。在这段延绵慢长的苦难历程中，父亲个人的经历对于与他同时代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当然是再普通不过。

　　福祸相依，父亲经过当兵历炼之后身体渐渐好起来，自此在我们以及邻近的几个村，他的“当兵的好腿”是出了名的，他的乐观其实本质上也是源自于当兵历炼出的好身体。他在八十五、六岁的时候仍能够非常悠闲地骑自行车赶集串乡，一次从坝子上连人带车摔落下来居然安然无羔，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虽然随着年事更高不再骑车，但身体依然硬朗。

　　父亲终生对我的要求是做一个老实的、正直善良的人，“别怕吃亏，吃亏是福”，是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与“子弹是长眼睛”的一样耳朵起茧子的话。与“好人好报”的感叹不同，我对“吃亏是福”有着更多正面的理解，这种认识与前些时微信朋友圈流行的认为贫穷总是会使人堕落至卑鄙奸诈、人性扭曲的观点颇有不同。我的观点是，仅从“形而下”的角度说，世人眼中的所谓吃亏无外乎是多干点活，多一点体力、物质或者精神付出，对应于少一点的物质索取与回报，但在实际上，人生在世，劳动实在不单只是一种义务，更多的也是一种权力;所谓的吃亏，多劳动本身是一种福报，利他的同时也是在利已。从形而上的角度，主动的“利他”是一种高尚的修为，这种主观上的“自我实现”本身即是一种幸福感获得的过程，一种高层次的福报。所以从各个角度看，多付出少索取，所谓吃亏是福，大体上应该是不错的。

　　有几个事情证明着父亲的正直善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作为芸芸平凡众生中的一员，一生中除了当兵的经历之外，足可令他自己，也令后辈自豪。

　　一件是土改之后，解放初期，父亲的小家可以分得本村地主家的一处大院宅屋，但父亲觉得地主的房屋也是他们辛苦积累的家产，是别人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对这种不劳而获所得有一种迷信的心理排斥(不心安所得，也不吉利)，所以坚辞不受，只在自己另外分得的一小块宅基地上盖起了两间土屋，这份宅屋经几次翻盖与翻修，至今还是他的家，我们的家，是我回老家时的落脚之处。

　　一件也是在解放初期，我家因为“成份”好而被划为贫农，有一段时间上级组织动员我的父亲担任当地的小学校长，但父亲因只上过几天的扫盲班，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少量的字，认为自己无法称职，坚决不干这个校长，其后也有机会去到公社工作。这两个安排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可是一个脱离农民身份、吃上“商品粮”、出人头地与向上攀爬晋级的极佳机会，在那个唯“成份”决定论的时代，这种安排自然也可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接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父亲的推辞一直成为家乡人的笑柄。

　　我理解父亲所要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以及心安理得。

　　另一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当时担任本村三个生产队中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在人民公社“大食堂”兴起、大灶吃饭的时候，公社规定农村所有家庭不准私自开伙造饭，禁止单个家庭拥有任何粮食财物，谁要是违反这些禁令，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父亲顶着压力，冒着被批判纠斗的极大危险，私下偷偷地分过几次口粮——彼时，父亲带领生产队的几个社员私下偷偷窖藏了一窑红薯，由我的爷爷严密看管，最艰难的时期，每个社员每天只有4两口粮定额，这个定额根本无法正常活命，父亲与爷爷组织人在夜里偷偷向每个家庭私分几斤红薯，让每家人每天夜里多吃一顿红薯稀饭——在那个疯狂荒诞的年代，当时公社为杜绝家庭私自造饭，强制将每家的灶具全部收缴至大食堂统一保管，父亲和爷爷每次分完红薯后让每家将灶具偷取回家做饭，吃完饭再于天亮之前悄悄交还给食堂。正是这个举措，使一队社员避免了其后的饿死人的灾难，另外两个生产队——二队和三队社员由于没有进行额外的准备，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现象，而父亲当队长的一队没有一个人饿死;非但如此，三年灾害时期，有几家亲戚与另外生产队的外姓人家投奔我家和我们生产队，得到父亲的容留照顾，其家庭都得以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