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一碗饭运动”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设中央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宋庆龄任主席，保盟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宣传抗日，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筹集经费、药品、医疗器材，援助中国抗日军民，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保盟在香港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

　　宋庆龄和保盟1941年在香港发起的“一碗饭运动”，曾轰动全港。“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为购买药物和设备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在美国人民和旅美华侨中开展的一项捐款运动。宋庆龄在香港开展“一碗饭运动”，目的是为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筹办工厂，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为救济黄泛区的灾民和战争难民筹募基金，以解决中国伤兵难民的生活问题。

　　港督热情支持 各界纷起捐饭

　　1941年5月初，保盟在香港酝酿“一碗饭运动”，致函香港华商总会(1952年改名香港中华总商会)请求赞助。5月9日，华商总会开会讨论，决定接纳保盟的请求，致函全港酒楼茶室茶居餐馆饭店五行商会，征求报效炒饭1万碗，每碗定价港元2元(本文币值除特别注明外，均为港元)，先由保盟制作2元饭券，向热心人士劝销。华商总会同时推选11人成立小组委员会，负责进行一切。25日，五行商会召开全体大会，虽决议协助一切，但拟定每碗炒饭须收回成本0.2元，并规定有效期只为一日或两日，结束后宣告无效。华商总会小组委员会以五行商会意见，与报效赈难之愿意，相差殊远，咸感意外，后经多次磋商，亦无结果，但许多酒楼的爱国商人，踊跃报效炒饭。

　　随后，保盟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著名大律师罗文锦任主席，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书记克拉克(香港政府医务总监司徒永觉夫人)担任副主席。

　　7月1日晚。香港湾仔英京酒家，宾客如云。“一碗饭运动”在5楼隆重举行开幕典礼。在开幕典礼上，“来宾赴会的热烈，实在是香港社会不可多见的盛举”，“尤其令人感奋的，就是国际人士的踊跃莅临”，港英陆军总司令贾乃锡少将、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立法局议员少廖亚厘协打等港英政府军政人员，中国“工合”技术顾问路易·艾黎，港英行政局议员、香港巨商周寿臣，香港华商总会主席郭泉以及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廖梦醒、香港大学教师陈君葆等150多人出席这一盛典。香港各界人士为争睹宋庆龄的风采，纷纷拥来，人头攒动。港英政府不得不临时加派警察，维持秩序。

　　港督罗富国因身体原因未能亲逢其盛，亦致书宋庆龄和克拉克，措词诚恳。晚8时许，罗文锦宣读港督致宋庆龄和克拉克的信：“鄙人深信此运动在香港将如英美一样成功，盖目的在援拯侵略主义下之被牺牲者，凡属有血气之伦，均应引为己任。今者，吾侪两国人民，惨遭轰炸，同处水深火热之中，香港人士对于不列颠之洗劫，曾作慷慨之捐输，现值‘一碗饭运动’在此推行，固知香港之华人，将能利用机缘，以援助其祖国在苦难之同胞也。”字里行间，洋溢着港督对“一碗饭运动”的热情支持。

　　随后，宋庆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她指出：“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作进一步的分析：“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发起，已经在全国普通的举行了3次，伦敦方面也曾举行过，今晚在这150余万华侨最多的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她最后强调，“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在宋庆龄的感召下，香港各大酒家争相即席认捐“一碗饭”，当晚共认捐炒饭13500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