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其震：三赴香港会见宋庆龄

　　宋庆龄同志，我是1938年冬第一次在香港会见过的。1938年是一个炮火纷飞的年头。当时我负责新四军全军的军医创建工作，新四军也刚刚挺进江南，同八路军南北呼应，形成抗击日寇的铁壁铜墙。蒋介石名义上抗日，实际上继续反共，经常扣发新四军的军饷和供给，医药器材的供应他一概不管，完全要靠自己募捐。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新四军伤亡很大，许多干部战士还患有肺结核、胃肠病、慢性溃疡等，很多人生疟疾，长疥疮，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也很多，医药器材的需要量很大。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参军人数不断增多，特别是处于缺医少药的当地居民纷纷要求就近看病治病，敞开供应，医药器材日益缺少。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这年的秋天，宋庆龄的一位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从武汉撤退到皖南，访问新四军。叶挺军长根据史沫特莱的建议，派我前去香港会见宋庆龄同志，争取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援。那是1938年冬天，我将史沫特莱用打字机打在一方丝质白手绢上的信件缝在衣服里，带了一些自己拍摄的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和医务工作实况的照片，连同染有斑斑血迹的日军军旗和打穿了孔的钢盔，以及日本士兵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还有我自己拍摄的小型电影胶卷，经过化装，秘密前往上海。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根据在军部拟定的计划，首先会见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经过鲍威尔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和女青年会总干事耿丽淑，经过耿丽淑会见其他一些中国进步人士，如韦悫、张似旭、吴大琨等等。他们用我带去的实物和照片，举办了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邀请上海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我和他们在跑马厅餐厅开了一次会以后就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

　　到了香港，经过廖梦醒同志，很快就会见了宋庆龄。我把史沫特莱打在手绢上的那封信亲自交给了她。她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名字)的报道我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已经读过了，你们缺医少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她接着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在香港成立，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除了从香港带回去一部分外，还可以从上海运回去一些，她已经通知上海的耿丽淑了。她还说，叶挺军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北伐时他就一直冲在前面，现在又是他冲在最前面去了。看样子，她对过去北伐那股一往直前的劲头是很怀念的;对当时蒋介石节节败退，军心涣散的势头，是十分沉痛的。最后还对我说，她完全同意叶挺将军的看法，军医工作对鼓舞士气非常重要，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等。这次会见以后，新四军从香港和上海通过党的各种渠道，得到了一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以及其他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救济物资。当时有一种名叫“白浪多息尔"的最有效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世界上刚刚生产、国内还没有用过的最新产品，也从上海运到了新四军。这就大大加强了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的医院的医疗工l作。

　　1939年，我第二次会见宋庆龄同志。当时也是冬天，我陪同叶挺军长从重庆飞到香港。我们一同到宋庆龄的住处，看到她衣着朴素，做饭没有厨师，生活十分俭朴。宋庆龄见到叶挺，兴奋异常，特意从她弟弟宋子安家里借来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有蛇羹，款待新四军的使者。他亲切地同叶挺和我谈论国内外的局势，介绍保卫中国同盟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一大批捐募得来的救济物资存放在仓库里。有一天，她还偕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人员和我一起，亲自到仓库做分类、点数、登记的工作。叶挺军长和我旧到军部后，很快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的物资。干部战士都交口称赞：这真是雪中送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