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军二零一师孙国栋回忆录(4)

　　从军是决定了，不能有半点怀疑。我首先想到的是收拾自修室内的档案。政大有很多用竹织涂上白泥建成的教室，室内放置很多简陋的竹制桌椅，学生们常用作自修室。我平时选择了一间离讲堂最远的作为我的自修室，把四张竹桌围成一小方城，作为我的私人工作室，当时政大有不少有名教授，如萨孟武、赵兰平、梅仲协、胡长清等，他们的课我很用心听讲。课余，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我的自修室看书，所以自修室成为我的私人地方。我把所有学校档案、笔记都存放在此。签名从军的当天，我把档案收拾好，分送给同学。又回宿舍，从储物室中把我仅有的藤箱取出，翻出一些几年前从香港逃难时带出来的衣物，与张君结伴到南温泉小镇去出卖。张君的物资比我丰富，他的老家仍在香港。他的父亲有时从香港汇来款项，所以三年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饭店补充营养，每次都是由张君付账的。南温泉小市镇有一种特别的战时商店──收购新旧杂物和代客人寄卖杂物。我们把衣物都现卖了，得价款就在南温泉的冠生园饭店大吃一顿。我记得那天要了一份最大的“轰炸东京”-把黄澄澄的锅巴放在盘底，然后浇以各种滚热的碎肉和肉汁，锅巴发出一种爆裂的声音。这道菜既美味又像征着轰炸日本东京以泄愤。

　　自从我们签名从军之后，从军的风气更形展开。几日之间，从军人数增至近二百人，有些同学认为政大应该加强从军运动，鼓吹全校从军，于是学生会的理事们酝酿提出“全校从军”的提案，并定期开全体学生大会表决。不愿从军的同学大加反对，可能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欲破坏“青年从军运动”而推波助澜，于是从军与反从军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双方都来游说于我，我理智上认为各人的家庭环境不同，强逼全校从军并不适当;但我在感情上却又同情“全校从军”的提议。过了几天，学生会在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我在开会前十分钟进入礼堂，当时我已感到气氛有点不平常。反对全校从军的同学占据礼堂四边四角的座位。赞同全校从军的同学大多坐在礼堂的中央。我估计，反对从军的同学人数好像多些。双方都神情紧张，虎视眈眈。大会开始了，学生会主席团邀请了几位老师讲话，全是说些激励同学从军报国的话，可见学生会是倾向通过全校从军案的。最后讲话的是萨孟武先生。萨先生是平日最得学生爱戴的老师，每堂讲课，因为听课的人太多，教室容不下，在门口、窗口外听讲的人常围了几重，鸦雀无声地静静听讲，而当天他凡是说些暗示鼓励同学从军的话时，即被反对从军的同学嘘呼之声打断。当嘘声起时，赞成从军同学即鼓掌，欲以掌声压倒嘘声;而嘘声越响，掌声又越大。于是嘘声与掌声完全破坏了会场的秩序。萨先生讲话完毕，大会主席即提出“全校从军案”，并宣布用举手表决，坐在礼堂中央的赞成者纷纷举手欢呼。主席未有仔细点算举手的人数，即宣布说“赞成者过半，提案通过”。于是赞成者欢呼离场。我也走出礼堂，礼堂内四角的反对者立即鼓噪说：“提案既未有附议者就迳付表决，不合程式，表示又未点算正反双方人数，不合法”。高呼要继续开会讨论。竟又立即产生出新主席团代替了原来学生会的主席团。离场的同学有人高呼：提案已通过了还继续开会的是“汉奸”，“汉奸”两字一出口，立即群情激动，有人主张再进入会场，但礼堂的大门忽然被关闭，无法进入，只有在门外破口大骂。于是双方隔门对骂。这事扰攘近一小时仍未能解决。“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本来是极庄严而有意义的事，竟变得如此荒唐。我觉得十分失望，不忍再看，独自步回宿舍，蒙头而睡。半夜听到有追逐叫骂声。明早，听说有人半夜溜走了，又有些人被打了。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披衣下山，走到平日升旗的大操场，只见人已群集，但不是举行升旗礼，而是把几个同学推上升旗的高台任人责骂，被骂的有两位是我平日敬重的同学。我心里十分难过。几日来兴奋与庄严的心境蒙上一层阴影，终日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