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救助难民和伤兵(4)

　　南市为上海旧城址，西、北面与法租界接壤，是通往法租界的交通要道。区内有大量可辟为难民收容所的公共场所，又便于从法租界运输补给，是较为理想的区域。而且，南市时已成为日军的进攻目标，日方在10月31日上午通知英、法、美等国驻沪领事，扬言将在当日下午轰炸南市。次日清晨，南市上空就出现敌机盘旋侦察，所幸并未投弹，但造成南市居民的极大恐慌。南市本来人口密集，加上流落在法租界外的难民，若遭敌机轰炸，平民伤亡必定惨重，成立南市难民区刻不容缓。

　　饶家驹为此积极谋划，爰请英、法、美驻沪外交当局协助，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在南市划出一部作为收容难民区域的建议，市长俞鸿钧随即向国民政府请示，并遣派要员赴南市调查难民情况。因涉及领土主权，国民政府表态较为谨慎，提出“不与日方洽商”等不得损害中国主权的四项原则。11月3日，饶家驹与俞鸿钧秘密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并由饶家驹起草与俞鸿钧联合署名的信，信中声明：此区域仅系暂时性质，日军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此发动进攻，区内治安交由中国警察负责等。饶家驹将此“协议”报告给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旋得日本军政府和海军当局同意，同时要求完全杜绝任何军事行动或武装敌对行为。为此，饶家驹劝说俞鸿钧放弃使用区内两处军事设施，但他隐瞒了冈本季正给他的另外一封信上的内容，那就是一旦中国军队撤出毗邻区域，日方将接管这一地区。

　　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公告，南市难民区将于9日中午12时开放，然而中日双方却并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仅仅是分别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达成了“谅解”。可以说，饶家驹是用“善意的谎言”换得南市难民区的事实存在。

　　南市难民区由饶家驹等7名外籍人士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管理，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等国内外慈善团体和个人的捐赠。至1940年6月30日撤销时，南市难民区为超过30万难民提供了庇护，蒋介石曾为此亲笔书信感谢。

　　随着这一安全区模式在上海取得成功，南京、汉口等地纷纷仿效，虽未尽获日方同意，但也确实为当地难民提供了短暂保护，国际红十字会因此将其选作交战国在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而写入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对国际人道法的订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色的人道主义救济业绩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以人道主义为怀，救助伤兵、难民可谓不遗余力。同时，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积极联络各慈善团体，整合人道力量，筹款募捐，共同推动各项救助事业进一步开展。

　　1937年10月21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会讨论并规划了宣传与募捐事宜，提出募集1千万元的目标。首由颜惠庆偕同施肇基成功说服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拨款100万元(包括现币20万元、救国公债80万元)予以倡导，国民政府前后共计拨赠135万元。12月1日至8日在上海举办募捐活动周，除组织街头募捐队分赴两租界闹市区募捐外，还聘请中外歌剧名家在大上海戏院举办中西慈善音乐大会。又创立三元救命会，广征会员，凡月纳三元者即可入会。1938年5月2日，应美国红十字会邀请，饶家驹由施思明陪同启程赴美募捐，并得以晋谒罗斯福总统。6月17日，在中国难民救济会会长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Theodore Roosevelt Jr.)的鼎力相助下，饶家驹在纽约唐人街组织了一场“旧中国之夜”的大型募捐晚会，由此在美国全国发起“一碗饭”运动。经国内外各慈善团体、个人和华侨的慷慨捐赠，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共募集善款3129926.74元，同时支出2908088.70元，主要用于难民救济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