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

　　一、财政机构的设立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是战时财政。其根本任务是保障坚持敌后抗战部队的供给，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的企图，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建立了各级财政机构，健全了财政经济制度。

　　1940年7月，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李人俊任主任，陈穆任副主任，下设财政处、货物检查处、税务总局、粮食局、会计局、经济建设局、总金库。10月，陈穆接任主任。1943年初，淮南行署设财经处，陈穆任处长，任一力任副处长。1943年6月至1945年3月，范醒之任财经处长，龚意农任副处长。1945年3月，龚意农任财经处长，周元斌任副处长。1940年8月，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成立后也设立了财经委，沈心牧任主任，吕有佩任副主任，下设财政科、粮食科、金库等。1944年以后，津浦路西地区设立财经分处，周光春任处长，周济之任副处长。联防办事处财经委成立之后，各县也相应设立了财税机构，配备了财经干部。

　　为加强财经工作，保障各项供给，淮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制定了“统筹统支、量入为出”和统一实行预决算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由统一机关执行，在统筹统支的原则下，严格划分财务行政、会计、保管及审核程序，使其互相牵制，互相监督。1941年2月公布的《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保障抗战经费开支，厉行有效开源节流办法;建立廉洁财政系统，严格执行预决算审计制度。津浦路西临时参议会亦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条例，如《津浦路西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津浦路西借贷付息暂行办法》、《津浦路西典当暂行条例》。

　　1943年4月，淮南区党委在津浦路东新铺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同年7月24日，区党委作出《关于加强县级以下党委对财经工作领导的决定》，要求各县行政部门的党组织，必须定期检查讨论财粮方面的工作，县委下设一个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县委掌握财经政策检查督促财经部门工作的机构。

　　二、财政收入

　　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取消了苛捐杂税，统一了税收。路东地区取消了保甲费、牛头捐、户口捐、营业税等13种苛捐杂税，只征收田赋、货检税、契税、屠宰税、牙贴税等5种税收。路西地区征收的地方税中有营业税、屠宰税、牙贴税和契税等。

　　田赋收入，是淮南根据地的重要财政收入。田赋(土地税)按田亩征收，根据地初建时以货币形式交纳，后因法币贬值，从1940年秋季开始，实行“改赋征粮”，一年分午秋二季征收，按总收获量征2%。由于历史的原因，路东、路西根据地田赋的征收，存在一些弊端，有的有粮赋无田地，有的有田地无粮赋。另外，多田少报，匿田不报，造成田多者粮赋少，田少者而粮赋多等弊端。1941年春，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土地登查”，重新规定田赋，使人民负担合理，政府财政收入增加。1941年1月至9月，路东根据地收田赋近115万元(法币)，占财政收入的16.6%。救国公粮也分午秋两季征收，征率为收获量的3%。据统计，1941年路东根据地共征收公粮11.5万石;路西根据地环境艰苦，面积较狭小，征收公粮53386石。

　　进出口货物检查税，是根据地财政收入的支柱。为了严格控制粮食、油料等农副产品的进出口，增加财政收入，津浦路东地区先后设立了10个货检处。津浦路西也成立了进口货物检查机构。淮南根据地的货检网，开始沿用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的办法布置，后来依据对敌封锁和对敌斗争需要，改在交通要道设立，宽度不超过30华里，纵深不超过15华里，以便缉私、联络、检查与领导。进出口货物检查税率，开始主要是从量征收，1942年因法币贬值，大多数改为从价征收。税率由5—25%不等，按货物的不同用途及禁驰程度计征税率，如奢侈品征25%，大土布征5%。军用品及钢铁机械、文化用品均免税。歉收年份，查获走私粮食出口的一律没收，允许出口的物资，如花生、烟叶、生猪等，征15—20%的出口税。1942年，实行贸易管制，限定某些物资出口，必须带回等价的货物。如出口牛皮必须带回子弹等物资，否则，没收商人按规定交纳的保证金。据统计，1940年底至1941年初，津浦路东地区平均每月货检收入达60万元(法币)。1941年，津浦路西进出口货检收入149.8万元(法币)，占税款总收入的63%。1944年，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出口货物检查税总收入为5.7亿元(淮南币)，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2.1%。1943年，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行署和各县货检部门并入税务部门，成立了税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