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协作关系(5)

　　中共中央还直接抽调八路军干部支援新四军。1939年4月21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中提出："除中央正在计划从陕北调遣一批去华中外，北方局及前总应计划调一批县及营以上的干部到华中。"② 从八路军抽调到新四军的重要干部有：八路军副参谋长罗炳辉被调到新四军，先后任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被任命为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主任兼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后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第六支队司令员、第四师师长兼政委等。

　　皖南事变后，一些八路军部队还成建制地编入新四军，如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第三师，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被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③。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南征时，也支援了新四军第五师一大批干部。当时随南下支队进至大悟山的两个干部大队，大部留在鄂豫皖边区工作，如贺炳炎、廖汉生分别担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当然，新四军在人员上也曾支持八路军，如八路军第四纵队主要是由新四军第六支队改编而成的。

　　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方的办事机构也都为对方做了大量工作，如新四军组建初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承担了大量的联络任务，项英、陈毅等就是通过他们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指导了豫鄂边红军游击队集中和改编成新四军。而八路军驻武汉、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也是新四军的办事处，同时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

　　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经费都很紧张，相比而言，八路军经济上更加困难，特别是1941年到1943年，日、伪军对华北根据地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和军民的生活空前恶化，粮食、棉布、医药和日常用品普遍匮乏。新四军在自身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援八路军大批经费和物资。据参与接受款项的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回忆，从1943年夏到1944年秋，新四军汇到太行山区的经费和物资，约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币800万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④，这极大地缓解了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经济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处于极端困境中的太行军民，也进一步加深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友谊。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282页。

　　②《新四军·文献》(1)，第126页。

　　③ 1942年11月新四军独立旅北调山东，恢复原番号。

　　④ 林一：《新四军调款援助八路军》，《百年潮》2005年第9期。

　　五、八路军、新四军创造的经验共同分享

　　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环境不同，两军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八路军是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建立了较完善的党的领导机构;广大干部具有长期的革命经历，战斗经验丰富;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深入敌后开创根据地较早，且所在地区国民党军队大多数退走，国共军事摩擦相对较少等。而新四军虽也是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新四军军长由非党人士叶挺担任，还有一些领导职务也由非党人士担任;新四军干部、战士游击经验丰富;新四军知识分子比较多;新四军活动地区国民党武装力量较多，国共军事摩擦也较多等。两军需要根据各自面临的环境、自身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发展方针。但是，两军都是中共领导的、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革命武装，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革命的胜利，根本利益一致、目标任务相同，这就决定了两军在指导思想、军事斗争策略上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