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新四军战斗在淮南淮北

　　杨寒，女，1921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新野县，1937年底参加革命，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参加河南省南阳平津流亡会剧团。翌年3月，参加河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任宣传队队员、服务团团员、党支部书记、服务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等，并随第八团东进安徽。1939年7月，在淮南津浦路西特委党训班短暂学习。9月起，先后在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滁县、盱眙、宿西、太康等地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县执委、县民运部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地委妇抗会筹备会负责人等职。1948年10月，进入豫皖苏党校学习。随后，担任亳县县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皖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干部处副处长，阜阳地委妇委副书记，合肥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宣城县委第二书记等职。1966年8月调入蚌埠市，历任市科委副主任、市财政局革委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市革委会视察室视察、市委顾问等职。1990年12月离休。

　　坚定走上革命之路

　　我是河南新野县人，那时候，新野是个穷乡僻壤。穷则思变，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那里就已经有党的活动。我就读的小学老师于洗尘就是地下党员(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国民党为了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到处大肆散播谣言，诋毁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红眼绿鼻子，生个猫蹄子”，共产党“杀人放火”。但是群众们并不相信国民党的污蔑之辞。随着共产党影响的扩大，我姐姐在1936年就离开家乡寻找党组织，但到安徽没找到。1937年，姐姐又到山西寻找，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决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姐姐的行动对我影响很深，我14岁时便离家来到开封寻找党组织，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极其困难的事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就踏进了河南。看着家乡人民惨遭蹂躏，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我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劳苦大众，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组织，加入共产党，解救家乡父老。一天，我趁父亲不在家，跑到他任教的学校领取20块现大洋的工资，便再一次踏上寻找党组织的路途。当时，姐姐一个同学的亲戚郭玉璋，是北京大学学生，他放假在家，参加了南阳平津流亡会剧团。我找到他，通过他的关系，也进入了剧团。后来得知，剧团就是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团长郭以清就是地下党员。由于剧团演出进步节目，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演了20多天，就被强行解散了。团长正好去周口开党代会，担心我们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就对我们说：“我送你们参加红军去，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这样，在团长的带领下，我通过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参加了革命。

　　两次聆听刘少奇报告

　　经过春季整训，1938年2月，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在随部队东进安徽过程中，我于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服务团，由于条件极其艰苦，部队都穿便衣，整编后才从武汉领到军服。就在我参加部队的第3天，反动民团头目威胁我们，把运输队抄掉了，所以运来的军装没有来得及发。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正规军、四川军差不多都向后方撤退，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但是，我们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多是老红军，很善于打仗。部队一路行军到合肥，打了场遭遇战，我们手枪连连长光荣牺牲了。当时，部队虽然壮大了，但是没有固定的根据地，部队缺少后勤补给，粮食、武器、装备补给都很紧张，救命的医疗药品尤其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