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晋杰、卢兆洛：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2)

　　文化队专业学习内容很丰富。主要分两大类：一是音乐，二是戏剧。音乐课由何士德主教，有声乐、指挥、作曲、乐理等。戏剧课由邵惟主教，有导演、编剧、剧务等。同时还请铁婴教美术和木刻，沈光教舞蹈。

　　鉴于学习的需要，为保护学员的嗓子，部队给每人每日发一只鸡蛋，这是唯有文化队的学员能享受得到的优待，大家喜出望外。但是，却又规定鸡蛋要生吃，同时还不准吃辣椒，不准吃花生米。这可就难了，特别是几个江西、湖南籍的学员。因为当时菜金很低，蔬菜很少，当地食盐也困难，豆腐乳等腌制品大多数是用辣椒泡制的。在如此清苦的生活条件下，买一个铜板的辣椒下饭，馋时吃几粒花生米，亦算是颇有乐趣的享受了……但学员们很快就认识到，在战争环境中做宣传鼓动工作，需要有个好嗓子，它是文化战士的乐器、武器，如果嗓子出了毛病，就难以完成战斗任务。从而，大家都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

　　发声和音程、音阶等基本练习，是每天清晨的必修课。五时半起床后，整理好内务就到操场列队出操，早操后即进行声乐的基本训练。何士德队长每日都来主持教练。邵惟副队长教练时，要求吐音清，发音洪，送音远。练声时要练好发音时的呼吸。练声初期，往往发声不齐，音阶不一，于是两位队长便常到队前批评纠正。有几位同志还经常做单个教练，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上指挥课时边学理论边实践。按规定每人做了一支木质指挥棒。何士德队长要求很严，凡不符合要求的，都加以修改或重做，一丝不苟。练习指挥要在指定的业余时间里，不许拿指挥棒乱挥舞或开玩笑。行军时指挥棒必须插在右腿绑腿里。年青人爱开玩笑，有时用指挥棒挑逗人，但一旦被队长看到，便集合全队进行批评，指出指挥棒是统一演唱演奏的指示信号，必须像军人使用武器一样，要持严肃负责的态度，要稳重，绝不允许拿指挥棒来开玩笑。大家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也就自觉了。

　　在作曲课的教学中，为了加深理解作曲理论，学会曲调运用，妥善安排节奏旋律，采用调查研究联系实际的方法。何士德要求每人都要把所知的民歌写出歌谱来，或在同学与驻地居民中调查访问。于是，每个同学都将童年唱过或听过的民歌、山歌，进行回忆记谱。结果，几乎每人都谱写了一支歌，作为作曲课期终考试的答卷。记谱活动，为后来部队创作战斗歌曲开拓了一条途径，同时，在音乐创作的民族化上，也颇有启发。当时文化队的高材生、而后成为放军著名作曲家的沈亚威，他的处女作就是产生在文化队的学习过程中。长期从事音乐工作，后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女作曲家，曾为《光芒万丈》、《龙须沟》、《青年鲁班》等影片作曲的苏民也是毕业于文化队的。

　　戏剧方面，学的内容也很多。从新戏剧史到剧本编写、导演手法、演员和角色，以及化妆、道具、灯光、布景、效果等都要学。邵惟副队长讲课详细而饶有风趣，有说有表演，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易记易懂。学员中后来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工作、在创作上或表演上成为名家的，有《东进序曲》的作者顾宝璋，有在皖南、苏北演剧成名的常竹铭等。

　　文化队的演出活动，备受上下欢迎，各方赞誉。在皖南，军部集会是很多的，几乎每周或十天，总有一次大的集会。集会成了形势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一种形式。军直机关和教导队是参加集会的主要成员。文化队成立前，会场上拉唱歌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八队;文化队组建后，因在会场上曾有几次演唱轰动了云岭，此后拉唱歌的主要目标就转为化队了。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文化队在学习过程中演出的戏剧节目主要有《第四十一》、《最后一计》等。与军部服务团联合演出的有《一年间》、《魔窟》、《人约黄昏后》、《中华儿女》等。在各种集会上，为配合时事教育和政治教育而临时排演的活报剧就更多了。军部观看演出有个特点：演出一结束，幕布刚闭上，观众就即席展开了对剧本、演出、效果等的评论。有的演员来不及卸装就参加了讨论。有时争论很激烈，一次讨论不完，就连续讨论几次。这种群众性的文艺评论活动，对提高编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演员艺技的升华和演出效果的注重，都有莫大的益处。对于台上台下、演员观众打成一片，也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评论活动，从事军队文化教育工作的军直各单位，几乎都有负责同志出席。如：政治部的英诚秘书长，宣传部的朱镜我部长，服务团的朱克靖、谢云晖团长，以及冯定、夏征农、彭柏山、黄源等人，还有国际友人、名记者史沫特莱。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殷扬(扬帆)，他是现场评论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大多数会上他总率先发言，提出问题，从而使会议十分活跃。他对剧本、演技等都作具体的评论，肯定好的，指出缺点。这样，每次演出都使演员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