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奇：皖南三年

　　1937年10月24日，由于日本鬼子的飞机连日轰炸安徽宣城，18岁的我被迫中断学业，随同在此经商的父亲逃回家乡黟县立川村，与从天津逃难回来的乡友汪怀仁、汪怀义兄弟俩一起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中去，成为皖南民众动员委员会黟县青年工作团的一名干事。

　　1938年5月，抗日烽火已燃遍皖南山区，黟县区委介绍我参加新四军。经过短暂的准备，我离开黟县，踏上了北上的山路。走了整整两天，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后，我被分配到军部战地服务团。

　　考虑到我原来搞过民众动员工作，团部派我到包村工作组水东瞿村小组搞民运工作。小组一共只有3个人，组长李桂英是位女红军战士，纪白薇(纪培陵)则是一位从关外流亡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女学生。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农村，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为扩军做好组织工作。记得头一次参加群众大会，我拿着毛笔为群众签到时，有好几个士绅、教员惊奇地叫起来：“想不到新四军里也有这么好文化的、字写得这样好的年轻人，新四军里有人才啊!”我扶扶眼镜架，不断说着谦词，心中却很高兴：我为自己能为新四军赢来赞誉而自豪。

　　难忘教导总队

　　1938年7月，我奉命来到云岭新四军教导总队7队参加学习。队部初在云岭，后迁中村清水湾。我们7队的队长是周和康同志，9月周上了前线，调来杜平同志任队长。我与丁公量、舒绍基、陶志凯、王寒石等同志编在一个班，我任班长兼学习组长。

　　教导队生活是一种完全正规化的军事生活。每天早晨军号声划破山区的黎明，我们就急忙涌向门前的清水河里洗漱，然后快速集合、列队爬山、跑步和操练，饭前我们都会列队唱上几首革命歌曲，上课的号声响起，每人手执用稻草编结成的蒲团列队进入祠堂教室或操场露天课堂席地而坐，静悄悄地听课，以膝盖作课桌记笔记。夜自习大都是小组讨论，直到就寝号声响起，一天的紧张学习生活才告结束。

　　教员都是教导总队从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干部中选派来的，薛暮桥讲授《政治经济学》，李一氓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子恢讲授《民运工作》，赖传珠讲授《游击战术》等。尽管学习条件很差，但学员们的学习情绪都异常高涨，学得认真和有味。

　　频繁的夜间紧急集合、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严格的内务整理以及站岗放哨等等，都是教导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导队的学习生活给我的收获很大，不但学到了政治、军事，武装了头脑，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从上海来的地下党员丁公量同志。

　　来到后方政治处

　　1939年初，教导队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任青年干事。青年工作的重点在后方医院，这里的医生、护士大多是年轻人，有好些是叶挺军长从大城市出高薪聘请来的，思想觉悟与新四军战士间有些距离，甚至对于伤员说“同志，请给我换药”大光其火，非要人家改口称呼“小姐”方露出笑容。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和我们同心同德并成为合格的新四军战士，当然困难不小。

　　我经常起早摸黑，与青年医生护士们谈心、交朋友，潜移默化地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不久，后方医院成立了青年队，青年人大多主动提出减少薪金，有的还自动降低菜金标准，由每天每人两角，降到每天1角3分(当时我们政治处干部每天每人是7分)，以支援前线，支援抗日。

　　有一次，我奉命到岩寺兵站检查工作，任务完成之后，便顺路回黟县老家看看。因为临行匆匆，竟把一本刚发下传阅的《党的建设》的秘密油印读本也带在身边。到了黟县后，当地的地下党员汪怀仁、汪中等乡友都喜出望外，因为黟县的抗日工作太需要经过训练的人了。当他们知道我是顺路回来看看，马上还要回去时，就找到黟县区委书记汪映，要他给皖南的特委书记李步新写求援信，要借我回去帮助地方上工作。待我回到政治处时，迎接我的是生活会上的一顿批评，因为我这次外出已经超期两个礼拜了，还带走了秘密文件。

　　茂林“工合”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