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前夕二去南京的特殊使命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抗战局面正处在重大的转变关头。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敌区工作部，并任命我为部长。我首先遇到的一件工作，就是派我和日本侵略军的冈村宁次总部接触。在日本投降前的两个月中，我两次去南京和日本人交锋，这一往事虽是一件小插曲，但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神秘来客

　　有一天，饶漱石来找我，要我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叫纪纲的人。他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这次是南京日军的“华中派谴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那里派他来的，说有重要信息要向我们传达。饶漱石要我弄清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

　　我和纪纲谈话，并从多方面查证中了解，纪纲确是我们有关部门派在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在他领导下有两个重要的情报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一位是汪锦元，原是留日学生，被布置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他曾经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等重要机密情报材料，送到党中央后，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另一位是陈一峰(陈汝周)，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这位日本记者后来被日方发觉逮捕了，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郑文道等同志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押送日本(郑文道同志在被捕后不久牺牲，1982年已追认为烈士)。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因陈璧君对汪锦元相当器重，坚决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在汪通过“外交部”与日方交涉后，汪锦元等三人被解回上海，纪、汪、陈三人改判无期徒刑。这次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从监狱中将纪纲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并联系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中，不难找到答案，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系。1941年是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顶峰时期，这一年德、意法西斯占领了西欧，又发动了侵苏战争，同年日本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向英美宣战，其凶焰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世界都吞掉。但是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了。1943年9月，意大利首先向英、美、苏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944年，苏联已把德国侵略军赶出国境并将战线推向德国。同年6月，英美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5月，苏军直捣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美国也在太平洋上加紧了对日本的越岛进攻，还不断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在粉碎了1942年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后，从1944年初已开始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形势的发展，苏联红军随时有调兵东向进攻日本关东军的可能。此时，日本已经明显地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日本军阀为了缩短过长的战线，早日拔出深陷在中国大陆的泥足，而苏北新四军是它的心脏边上的一颗钉子，使它坐卧不安，因此，急于想找我们，妄想与我们取得某种默契。日军曾多次找我们而苦无门路，于是想到关在监狱中的纪、汪、陈三人，想派他们来当说客，但遭汪、陈的拒绝，纪纲倒是“爽快”，同意出狱。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日方向我们伸出政治触角，妄想试探找到一条延缓他们失败命运的办法。日本人通过纪纲来牵线就是在这一意图下的一着棋。据纪纲听日本人说，过去他们曾经几次派人和我们搭线，均因被我一一顶回去而未能成功，最后才找到纪纲，想通过他能直接找到我上层领导关系。纪纲被送过江，抵达兴化的新四军独立团，辗转到了军部向饶漱石报告了日本人的这一意图。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交代了应掌握决不和日本谈判什么具体问题的原则。饶漱石派纪纲回南京向日本人通报我方同意进行秘密接触的意向。1945年6月间，纪纲从南京带回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三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了中国便服，按照我们事先的安排来到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我方首席代表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长，曾留学日本)、梁国斌(军保卫部长)和我参加谈判。日本人为首的叫“立花”，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曾任宪兵队长，后任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共工作组长;一个叫“原”，一个叫“梅泽”。见面时，这三个日本人毕恭毕敬的样子，完全不像抗战初期日本军人表现的那种飞扬跋扈、蛮横无理、目空一切的形象。对我们说了些对新四军很敬佩之类的好话，接着提出他们奉命来向我们谈“局部和平”的意向，我们拒绝了。日本人以为我们嫌来人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又提出希望我们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谈谈，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为了取信于我，甚至表示他们愿意留下作“人质”。看来，日本人有急于委曲求全的样子。我们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敌情作参考是比较有利的。

　　深入虎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