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在中国抗战中的独特贡献(2)

　　几经周折后，特别是在宋美龄推动下，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总会)终于在武汉成立。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代理总干事。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和一些民主人士，这表明中国工合已成为联系国共两党和民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条重要纽带。不久，艾黎又推荐了约瑟夫·培黎的两个学生刘广沛和梁士纯分别任总会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前面提到的林福裕、吴去非也是培黎的学生)。

　　1939年1月，为了推动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工合运动，宋庆龄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国际工合)。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圣公主教何明华(英国人)任主席，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戴乐仁(英国人)任副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浦爱德(美国人)等人，艾黎并兼任实地秘书。国际工合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合运动从此纳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工合负责中国工合运动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接受和统一分配国际社会给中国工合运动的捐款。国际工合在分配这些捐款时，一般都听取艾黎的意见。在国际工合的推动下，美国和英国先后成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1942年，行政院停止给工合总会拨款后，工合运动主要依靠美国工合促进会捐款，一直到抗战胜利。

　　二、艾黎在艰苦第一线实际领导了中国工合运动

　　作为行政院负责工合运动的顾问，艾黎是个说干就干、深入一线的领导者和实干家。在工合成立的最初两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东西南北，有工合组织的十八个省份。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弹痕累累、基本不通火车，也很少有公路，他靠坐卡车、骑马、骑自行车有时甚至徒步走完了一万八千英里路程。而且走到哪里，就吃住在那里，在穷乡僻壤过着与普通中国人一样极其艰苦的生活。

　　工合总会成立后艾黎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遵循宋美龄指示，把武汉三个大型纺织厂、六十多个小型企业的设备、工人和一批难民从汉口带到西安和宝鸡。到了宝鸡后他又与卢广绵一起，在38年8月26日成立了工合第一个合作社。9月12日，艾黎又赶到赣县，在那里成立了工合西南办事处。 在工合艾黎曾有个绰号叫“九死的人”，因为他去各地指导合作社时，大部分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和货车行走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曾经有九次翻车或者车辆遭到破坏，他都幸免于难。有一次艾黎从湖南到广州，与难民一起坐在硬座车厢里，车厢里不仅拥挤不堪，而且经常停下来下车去躲避日机轰炸。到了广州，车站宪兵看艾黎一身衣服都是汗渍，而且穿的是短裤和草鞋，非说艾黎的护照是假的。艾黎给宪兵看自己佩戴的行政院刚刚发给他的徽章时，宪兵一口咬定徽章是偷来的。艾黎不得不告诉宪兵宋子文在香港的电话，请他们核实，这样他才离开了火车站。1939年5月，艾黎在江西赣州患了伤寒和痢疾，卧床两个月不能起来。香港大主教何明华从香港派了一个外国医生来照顾艾黎。日机轰炸医院，病房的天花板掉到艾黎的病床上。为了安全，几个人把艾黎用担架抬到郊外，安放在工合的一个仓库，无数蚊子钻进蚊帐里，咬的他浑身是包。因为条件艰苦，艾黎在医院曾连着三个星期只能喝米汤充饥，人瘦的不像样子。照顾艾黎的外国医生吃了很多苦，发誓再也不来江西。他回到香港连续好多天逢人就谈艾黎，他用敬畏的口气对大家说：艾黎是“一位圣人，我到了那里，发现了一位圣人”。

　　据卢广绵回忆：艾黎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不辞辛苦，废寝忘食。今天的工作一定要今天完成，决不留到明天。他平时是这样，在工作旅途中也是这样。卡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后，稍微洗一下脸，他就开始坐在随身携带的打字机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