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俊：在皖南事变前后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早在“皖南事变”前，反共的乌云已开始笼罩了当年浙江地下党活动的中心浙南大地。1940年3月14日，以反共著称的浙江平阳县反动县长张韶舞就悍然派出反动军警查封了我地下党主持的《平报》社，逮捕了正在该报投宿的我平阳县委宣传部长、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前驱者之一的林夫。林夫被捕后，我地下党曾组织营救，惜未成功。之后不久，林夫即被押送至上饶，囚入茅家岭黑狱。1942年，他参加赤石暴动，因受伤被反动派抓回后壮烈牺牲。

　　在浙南，早于林夫被反动派非法逮捕的共产党人有郑丹甫和陈平。郑丹甫那时已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被任命为浙南特委书记。当时，郑丹甫调离台州特委书记岗位，与浙南特委宣传部长陈平一起，去平阳山区向浙江省委报到，路经北港水头街近郊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0年秋，他俩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解至上饶，投入茅家岭黑狱。

　　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在茅家岭黑狱中，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曾见到了同在这个黑狱中的我台州特委书记宿士平。他们互相装作不认识，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机智的郑丹甫在狱中化名为翁元生，伪装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服劳役的间隙，口里常叼着一支旱烟筒。特务一直不知道他是浙江我党的重要干部。直到1941年冬，他成功地越狱后，这些愚蠢的特务还不相信，说这个翁元生怎么也会脱逃呢?

　　1941年1月初，浙江丽水地下党员沈萍经组织介绍，准备去皖南新四军。但她到了浙皖边界，发现那里国民党士兵岗哨林立，走不过去，只得折回金华，到由我党控制的《浙江潮》杂志社来见我，说可能要出事。我把她的所见，转告了与我联系的金华特委统战部长王平夷。王当即对我说：“现在形势比较紧张，你要把杂志社内的资料整理一下，凡是要烧掉的，要早点处理;凡是要保存的，就要找个妥当的地方转移出去。”根据他的吩咐，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党内文件以及延安寄来的《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皖南寄来的《抗敌报》等，还有一些半公开的宣传品如“为反对国民党搞磨擦告各界民众书”等，捆了好几捆，乘天黑以后，转移到杂志社隔壁的金华绅士黄人望公馆看管花园的花匠家中。

　　做好了这一切后，我舒了一口气，以为杂志社里已没有什么重要资料，不会出什么事了。当时，就住在《浙江潮》杂志社一间房子里的《前线日报》金华办事处的小刘跑来对我说：“不好了，国(际)新(闻)社的计惜英、小谷和他们的客人被特务逮捕了，你们也快出去躲一躲吧!”听了他的话，我同刚从瑞安逃出来的我地下党员项牲说：“你看怎么办?”项说：“住在《浙江潮》社里，总不是安全之计，你们有没有比较隐蔽的地方可藏身?”我想了一想说：“《浙江潮》在塔下寺附近有一处宿舍，原来是邵荃麟和葛琴(《浙江潮》编辑)住的，他们已于半年前撤退到福建去了，房子空着。前些日子放寒假，义乌君毅中学有几个学生因回温州老家来去费时，就借住在那里，我们可否到那里去住几宿?”他问我：“这些学生红不红?”我回答说：“没听说什么。”于是我们当即就到那里去，好在那里有现成被子，住几天不成问题。我俩离开杂志社，穿过酒坊巷，很快就到了塔下寺附近的那个宿舍。

　　非法被捕入黑狱

　　令我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此时特务已经偷偷地守候在那里。我们刚踏进门槛，就发觉情况不妙，转身要走，但为时已晚，特务很快围拢来，用手铐把我俩铐了，沿金华后街向火车站方向走去。特务非法逮捕了我俩。原在这间宿舍内的几个同学一直被特务监视着。解放后遇到他们，才知道特务是在第二天下午才放他们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