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微昭：童年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余杭县白沙村，四面环山，是个小盆地。它曾是五县交邻的地区。东面翻越王位山就是武康(现已并入德清县)，东北和北面是安吉、孝丰(现已并入安吉县)，西面和西南是临安，直线距离都只有十几公里。父亲原来在湘湖师范任教，抗战开始后，我们全家随湘师迁到浙西南的松阳古市。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在七岁时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时日寇侵占了杭州、瓶窑、老余杭等城镇，杭州市政府、余杭县政府都撤退到今鸬鸟镇的太公堂一带，离我家仅十几华里。1943年夏天以前，家乡还是国民党政府管辖地区。1943年秋天，日军窜扰我的家乡，经黄湖、鸬鸟到今安吉之山川、港口等地，另一路经百丈，翻越幽岭，侵占了当时的孝丰县城和安吉的递铺镇。在太公堂的国民党政府不知撤退到哪里去了。1943年秋冬时，日军常常经黄湖、百丈去安吉孝丰窜扰，我的家乡成了半沦陷区，百姓经常逃难。

　　1944年底前后，我的家乡来了新四军。新四军是从泗安、广德方向，经安吉、孝丰过来的，孝丰和递铺的鬼子被新四军赶跑了，这里成了新四军活动地区，老百姓再没有逃过难。

　　当时我家乡的老百姓称国民党军队为中央军，日本鬼子为“日本佬”，汪伪汉奸政府的部队为“和平军”。国民党军队穿的都是黄军装，而新四军穿的都是灰布军装，在左臂上佩戴有“新四军”三字的臂章。新四军来后又继续向南发展，中央军节节败退。

　　我家曾来过两个新四军的领导干部，一个叫王一凡，是领导杭州、余杭、临安地区的特派员;还有一位是新四军的余杭县长肖松甫，他们曾亲自到我家看望父亲，邀请父亲参加在太公堂举行的余杭县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我父亲毛守诚是陶行知的学生，毕业于湘湖师范第一期。那时在附近还有新四军的临安县政府，县长是临安山川乡的共产党人沈之球，他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原随湘师在浙南松阳、庆元等地任教，因祖母病故从湘师回来，曾担任过余杭县政府的第三科(教育科)科长，是家乡小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父亲的好友朱亚祥先生在法国留学时和王若飞是同室居住的好友，和王若飞的舅舅、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也是好友，朱亚祥先生是安吉山川人，离我们家只有十几里路。因为他的关系，抗日战争前黄齐生先生也曾来过我家。所以新四军来邀请父亲去参加余杭县政府的成立大会，父亲欣然赴会，并在会上发了言，表示对新四军的支持。为了此事，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军回来还找过父亲的麻烦。

　　我们家里当时办有一所小学，是父亲亲自创办的。小学里有一架脚踏风琴。新四军文工队队员知道后就常常来我们家弹风琴，和我任乡村教师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唱抗日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唱《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特别是《在太行山上》，他们把歌词中的“太行山”改成了“天目山”，当唱到“我们在天目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时，让人激奋。我们家里常常有新四军来，他们的英俊形象，至今历历在目。

　　后来听说新四军在新登和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牺牲很大，新四军就向安吉孝丰方向撤退。1945年春夏之交，新四军撤走了，接着国民党军队的大部队来了。现在知道那次国民党军有好几个师，分几路向安吉孝丰进攻。当时我亲见的一支国民党队伍，是从横板、黄湖方向过来的，有一个师的师部就驻扎在离我家5华里的横山头村。我们家里也驻了一个班，是师部的通信班。士兵们把我们家的大门、边门、后门的门板(是活动的)都卸了下来，用农家的长条凳在堂前搭成床铺。他们负责架设临时电线，从横山头的师部经里白沙、沈家堂，我们屋后的大沙滩通向古城那边他们师所属的部队。电线是临时放置在地上的。不知何时电话不通了，士兵就出去查找，后来在我家屋后的沙滩里发现有一处电线断了，就将在附近放牛的一个少年王玉法抓来，硬说他是新四军探子，是他割断了电线。王玉法是沈家堂村人，比我大四五岁，我叫他玉法哥哥。国民党士兵就在我家堂前用电线绕在他手臂上，然后摇动电话机手把，我见玉法哥哥难受得全身抽搐、痛苦不堪。玉法哥哥的伯父叫王生淼，当时是保长，知道后立即来向国民党军队求情，分析可能是牛踩踏了电线，弄断了，不是人为故意割断的，便将玉法哥哥保释了出去。

　　第二天中央军就开拔走了，从古城百丈向孝丰方向进发，他们的目标是向孝丰方向去打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