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黄文明：苏中抗战的一员猛将

　　为东进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飞进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学习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抽调吴焜、陶勇、刘飞、廖政国、赵俊等40余位干部随袁国平南下加强新四军的力量。1938年春，刘飞被派往江南担任新四军3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不久，任3支队6团政治处主任。6团是由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当时在皖南杨村进行短期整训。刘飞认为面对强大的日伪军，必须要有强大的士气以压倒敌人，所以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他深入到干部、战士中，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但由于不会讲闽东话，带来诸多不便。刘飞说：解决思想问题，就是要用自己的热脸贴人家的冷脸。他利用种种机会认真学习闽东方言，以自己模范行为感动了闽东籍的干部战士。大家有话都愿找他谈，有事愿找他商量。

　　6团在杨村短训后，于1938年秋奉命挺进茅山地区。初到敌后，人地生疏，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战斗行军时，他总是到连队了解指战员的情绪、群众纪律和伙食情况，问长问短，关怀备至。长途行军中，他很少骑马，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则步行。刘飞对刚参军不久的知识分子格外关心和爱护，经常询问他们生活、工作情况。遇到生病的，亲自叫军医诊治，大家都称他为“老妈妈”。刘飞十分重视群众工作，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刘飞经常带领政治处的干部到部队驻地，挨家挨户听取群众对部队的意见。群众见新四军坚决抗日，处处爱护群众，就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

　　1939年5月，6团奉命东进，打开江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等地的抗战局面。部队扩大了，仍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简称“江抗”，刘飞任政治部主任。

　　1939年5月到8月，短短3个月时间，“江抗”从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初步打开了江南东路的抗日局面。9月，部队奉命西撤。在江阴顾山，反共的“忠义救国军”占领了山头的有利地形，向“江抗”发起攻击，火力很猛。紧急关头，刘飞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警卫班向山上冲击。一颗子弹射中刘飞的左胸，他身负重伤。战士们高呼“为刘主任报仇”，向敌人猛冲，把“忠义救国军”打垮。

　　从阳澄湖畔转战到高宝湖边

　　刘飞受伤后，被送到位于苏州常熟地区阳澄湖畔新四军后方医院治疗。“江抗”西撤后，日军频繁下乡“扫荡”。后方医务人员手无寸铁，也没有部队掩护。遇有敌情，医院就要立刻转移。刘飞伤势很重，但坚持斗争，一边养伤，一边做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同志们坚持到底。

　　经陈毅与上海党组织联系，1939年11月，刘飞被送到上海同仁医院疗伤。1940年2月，刘飞伤口愈合(子弹未取出)，后返回新四军江南指挥部。4月，刘飞随谭震林等重返东路前线，曾先后任“江抗”组织科长、五支队司令员、一纵队政委、新四军6师18旅53团团长兼政委、54团政委。他率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多次粉碎日伪的“扫荡”和“清乡”，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

　　在美丽的阳澄湖畔，刘飞和朱一相识、相知、相爱、结合。朱一原名朱素娟，江苏江阴县人，1914年出生。1939年1月，她受上海地下党派遣，越过日伪9道封锁线，到达青浦县观音塘镇参加新四军“江抗”部队。两人结婚后相敬相爱，成为模范夫妻。

　　1941年11月，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6师18旅从苏南北撤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刘飞先后任6师18旅政治部主任和副政治委员。他率领部队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建立政权，建立各级党组织，迅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刘飞夫妇有了第一个男孩。1944年春孩子患白喉高烧不退，病情危重，医生要用仅有的几支青霉素来救治孩子的生命，可刘飞坚决不同意，他说：青霉素要留给部队的重伤员。孩子不幸夭折。

　　把日寇赶出苏中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