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祥：难忘的青春

　　上海热血青年

　　1938年底，不满20岁的我为了讨生活，邻居将我介绍去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社的排字房做练习生。在做练习生的一年里，在我的师傅、地下党员吴以常的影响下，我参加了进步组织上海印刷联谊社举办的读书会、歌咏队，参与为新四军募集棉衣等活动。还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半公开的中共地下抗日外围组织——上海印刷工人救亡协会(简称印刷协会)，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思想。

　　1939年农历新年前，大新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的前身)职工因不满资方取消年终红包而罢工。我们印刷协会声援了大新工人的此次罢工。我利用在《大美晚报》排字房工作的便利，和一位同事悄悄排印支持罢工的传单，然后将印好的传单藏入空的暖水瓶里，假扮成大新公司的顾客，拎着暖水瓶走到大新公司楼内。别人以为我是到大新公司来买暖水瓶的，这样顺利地避开了耳目，来到其二楼上抛撒支持罢工的传单。事发后不久，我就被查出是传单排版的人，遂被《大美晚报》老板炒了“鱿鱼”。

　　苏南激荡生活

　　身份暴露后，上海是待不下去了。1940年3月，党组织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吴以常撤出上海，去新四军活动的苏南常熟地区筹建敌后印刷厂——江南社印刷厂。筹建之初困难重重，缺大量的铅字、字盘、字架等各种设备，同时日伪军时常“扫荡”，印刷厂作为非战斗单位要随时做好转移准备。我们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采购器材，还因地制宜将排字房、印刷厂全部安置在船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上印刷厂。

　　《大众报》是每3天1期，经常要连夜排版，在低矮的船舱内猫着腰拣字、排版，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天热更难受。后来，大伙索性在船篷上开了个天窗，终于可以站着拣字了，不仅排版速度快了，观察敌情也能兼顾了。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1940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3周年，铅印出第一期套红头《大众报》，报头大号字是用手工木刻。报纸内容部分字模不够用时，就用手工木刻代替，但无论信息量还是印刷质量相比油印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水上印刷厂担负着排印《大众报》、东路特委主办的《江南》杂志和上级机关文件、政府公告、抗战传单、财税票据等任务，并翻印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重要著作，为东路地区的抗日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1941年3月，印刷厂奉命由苏常太水网地区转移到江阴、无锡、常熟地区岸上作业。同年7月，日伪纠集重兵，对苏南抗日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残酷“清乡”，印刷厂被发现。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埋藏好印刷设备后，也只好分散转移。

　　艰难转移之路

　　1941年夏，我进入了新四军6师18旅和东路特委的党训班，被派往无锡地区的乡村参加反“清乡”动员工作，然而没多久，因日伪的“扫荡”日益加剧，上级决定：党训班学员立即转移到长江以北。在日伪军遍布的“清乡”时期，要想转移到长江以北的苏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移前，我“表姐”(1940年我们这批从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的青年，为了躲过敌人的突袭盘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都跟当地人认了亲戚，“阿庆嫂”原型之一的范惠琴认我为阿弟，就这样在沙家浜我就有了个“表姐”)拿了套带补丁的蓝灰色布衣给我，帮我化装成当地老百姓，为了让自己的皮肤变黑，我光着膀子在太阳下暴晒，还将泥巴抹在脸上搞得脏兮兮的样子。我们从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开始转移。出发后，老天像和我们作对似的，连日下雨，田埂泥泞湿滑，只听见不停的“咣、咣、咣”声，不断有人跌到水田里，个个像泥人。傍晚，好不容易行军到江边，已经有船等在码头了。夜渡长江开始了，这是一条运猪船，底舱里全是猪。时至今日，只要闭上眼睛，70多年前那股恶臭似乎还没有散去。蹭上“猪老弟”的船后，尽管被臭味熏得快昏过去了，可大家的心还是稍许安定些。好景不长，江面远远出现了敌人的巡逻船，不时地往我们这边打探照灯，亮得晃眼。眼看就要被发现，还好有人机灵，迅速翻到另一侧船舷下，手抓住船舷，身体浸在水里，其他人也迅速效仿，躲过一劫。再后来看到探照灯扫射过来，大家就照此做法，等光束过去再爬上船。干训队(因不断有江南反“清乡”的地方干部北撤加入进来，其中因有未入党的同志，党训班改名为干训队)到达江北后也不太平，为躲避敌人的“扫荡”，我们过据点、过封锁线，每天转移，变换宿营地。今天夜里由东向西行军，第二天夜里又由西向东行军迂回前进。直到11月，我们来到江都，完成转移任务。

　　在部队见到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