襁褓中跟随家人逃难

　　襁褓中跟随家人逃难到租界

　　郭老1936年出生于上海南翔，他的父亲曾就读于交通大学，抗战初，参加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战地救护工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只有十天的他就拥有了人生中的首张照片，但这张珍贵的照片却是与父亲惊险的遭遇不无关系。“当时上海有英租界、法租界、日本占领区，有一次父亲在大学宿舍里，意外地被租界正在操练的法国士兵流弹击伤了颈部，情况十分危急。还好抢救及时，父亲的生命得以延续。”郭老告诉记者，父亲在学校很喜爱摄影和音乐，枪伤得到的赔偿金就用来买了一个照相机，还有一把小提琴，“也许是经历过战争和生死磨难的人会更显豁达，父亲的心态一直较好，不管遭遇怎样的困境，总是会调整心态，咬牙挺过。这一点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子女。”

　　1937年，还在襁褓中的他与其两个哥哥，跟随父母一起从上海南翔逃难到了市区租界地投奔亲戚，“母亲曾说，当时就靠租一辆独轮车，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收拾，匆忙逃进市区，父亲则是随车步行”。

　　中国孩子在爱国教育中求学

　　随父母逃难到市区，几经迁徙，后期较长时间定居虹口，郭耀宗在那里度过了幼年时期，并开始了小学生涯。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能不间断地上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所以那时，或因战火，或因贫穷，他辗转过好几所学校，学习也一直是断断续续的，“记得曾就读过的学校包括善道女中附小、承德小学;抗战胜利后插班进入十六区中心国民小学，中学则于上海师专附中(虹口中学)、华师大附中求学。后经史料考证中心国民小学、虹口中学、华师大附中原校址都是日本人所建，校舍及场地规划在当时都算先进，说明日本人在上海是准备长驻，野心可见一斑。”

　　沦陷时期，虽然学习条件较差，并时刻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但是爱国敬业的老师却给郭老留下了一辈子的记忆，老师们低调地教学，并不时传授一些爱国思想，教大家学抗战爱国歌曲，其他的素质教育方面也都尽心尽职教诲学生。郭老说，在那样的环境下，大家特别珍惜在一起学习的时光，也许下一秒就不能继续读书。

　　度过八年紧张压抑的生活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沦陷时期，整个上海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老百胜也生活得很压抑，处处小心翼翼。”老人回忆道，“因为常年遭遇轰炸，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用报纸条糊得严严实实，以防玻璃震碎伤到人。”晚上，气氛就会更紧张，老百姓用外黑内红的布料将灯罩包起来，这样家里的灯光就显得十分暗淡，不会招来是非;如果遇上拉警报，大家甚至不敢点灯，怕引起注意。”

　　郭老告诉记者，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日本巡逻兵，各个片区之间都有铁门把守或者用铁丝网拦起来，只在固定的时间段可以互相走动，城市瞬间变成了一座管理严苛的牢笼，“求学路上常常会被日本小孩欺负，大家也都敢怒不敢言，林立的岗哨，更增添几分恐惧，不管是拉板车的，还是送客的有轨电车，在途经外白渡桥日本兵岗亭时都要鞠躬行礼。”老人说，就是在那样高压的生活状态下，大家坚强、爱国，不放弃心中“最后胜利”的信念。

　　抗战胜利时V字图案随处可见

　　1945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如今的南京军区大院内，还保留着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旧址，而根据影像资料，建筑上的时钟当时就是被覆盖上了V字形标贴。

　　说起V字形，郭老告诉记者，抗战胜利时它就被流行开来，是取自英文胜利Victory的字首。几乎满大街都能见到V形图案，“我记得当时上海很多街巷均立了用毛竹搭起来的简易牌坊，上面扎松枝和花朵，郁郁葱葱，还插着国旗，挂着领袖像，当然少不了V字图案。”郭老还说，因为这个图案制作起来很简单，家家户户都将它贴在窗户或者墙上，比过年还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