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纪实：抗战中的陪都女性（2）(2)

　　答：西方有很多著作谈一战、二战中妇女参与的书和文章，都是谈战争对妇女的影响是什么，战争到底改变了哪些方面，特别是对妇女的生活、地位而言。很少有人反向思维过，不光是战争改变了妇女多少，妇女的参与也改变了当时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妇女永远是被视为弱者和受害者，是一种被动的地位而不是主动地位。

　　从普通妇女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抗日战争时期，妇女已经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那些学生，都谈到她们被组织起来去进行抗战募捐、宣传，而且当时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是有意识去做的。普通妇女，比如工厂女工、小摊小贩，这些最穷的妇女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与全面抗战的宣传与动员，但她们也对抗战有认识。对当时的全民抗战而言，妇女显然是一支生力军。以前只谈精英妇女有组织的活动，实际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全民抗战的基础。因为战争是非正义的最高暴力形式，如果普通的中国妇女能有意识地用日常生活反抗侵略，那么她们也可以有意识地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力和解放。

　　另外关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改变，母亲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母性?母性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妈妈能够生孩子，哺育孩子。而抗战的时候她们连最基本生活的都很难保证，很多妈妈生下的孩子很快就死掉了。她们每天要跑空袭，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日机来轰炸重庆以前，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飞机为何物。第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重庆的时候，好多妇女都谈到，很多人都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听到声音都跑出去看热闹，而且站到制高点去看，后来看到飞机往下扔炸弹，炸弹掉到地上开始有杀伤力了她们才知道是危险的。

　　当时精英妇女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很多妇女投身儿童保育的工作，实际上她们也是在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母性和家庭。在儿童保育会，所有的老师不管男女，那些难童都管他们叫妈妈的，男老师也叫妈妈。这非常有趣，说明她们完全颠覆了性别的关系。

　　问：一种精神上的母性，那么她们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什么影响?

　　答：政治也同样有。以前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参赞会，觉得那是国民党搞的政治游戏，是做面子工程的。实际上通过国民参赞会，妇女真的能够参与政治。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谈抗战时期重庆的妇女运动，那些以史良为代表的女参议员，一直都是在致力于制定和通过妇女有关的议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运动发展得非常好，正是因为抗战是非常时期，国民政府需要妇女力量来支持抗战和保卫抗战，所以发展了很多空间，留出了许多机会，妇女利用这些机会和空间，来从事不光是抗战的动员，也用来争取妇女本身的解放。她们把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分别成立了妇女组织及分支机构，仅在重庆，1941年在市政府登记的妇女组织就至少有40家。

　　另外，很多谈抗日战争史的书籍或者文章，都觉得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个笑话，打的时候多，合的时候几乎没有。我的观点是，妇女界并非如此。当时宋美龄是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长，她的副委员长分别是邓颖超、李德全和史良。邓颖超代表共产党，宋美龄代表国民党，史良代表民主党派，而李德全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所以当时妇女界是真正做到统一战线的，她们超越了政党之分。很多人从来没把女性主义看作是一种很重要的意识形态，但抗战时期的女性主义已经超越了党派之争，是真正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之争之上的。这也是妇女对中国政治、社会非常重要的改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