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籍抗日名将陈鸿文

　　两度游学日本

　　陈鸿文(1906年-1980年)又名陈文藩、陈炳其、陈文琳，漳州市龙文区郭坑镇汐浦口社人。陈鸿文年少时即心性坚毅，敏而好学，始终不忘“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的祖训，中学时就读于漳州龙溪中学(现漳州一中)，后以优异成绩考进上海法政大学(即复旦大学前身)，他与民主进步人士七君子之一史良(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是同班挚友，俱怀书生意气，心系时局国运。志同道合，相互激赏。1926年，陈鸿文自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后，即奔赴东瀛，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律。

　　1931年学成归国。陈鸿文先在厦门中华中学任教，适逢十九路军在福建兵变，公开举旗反蒋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亟待饱学有识之士参与治政。十九路军军长蔡廷凯将军诚邀陈鸿文出山。陈鸿文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为抗日救亡而奔波，担任厦门警察局长时，曾抓捕过滋事挑衅和搞间谍活动的日本浪人;担任南靖县县长时，关心农民疾苦，虽任短而治政有方。陈鸿文因与史良“交往甚密，受其影响”，收集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积极参与各种进步活动。并把出生于1931-1934年间的三位女儿，分别取名为苏菲、维菲、爱菲，首字连起来就是苏维埃(爱)。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陈鸿文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的愿望。

　　十九路军福建兵变失败后，陈鸿文随蔡廷凯将军出走广东，后辗转至广西，受李宗仁、白崇禧赏识推崇，被送至日本士官学校(第28期)学习军事。

　　八年抗战生涯

　　1937年6月毕业后,陈鸿文返回广西，任第五路军少校参谋。不久，因他谙熟日本军情国情，调任重庆中央军令部第二厅，负责日本战略情报收集分析(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第二厅为掌管战略情报的部门)。陈鸿文经常通宵达旦地在如山的案牍讯报之中捕捉敌影，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为前线和中央提供决策参考信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和日寇进行着无声的较量。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又大举进犯我国东南沿海。1939年经蔡廷凯将军请调，陈鸿文再回广东，怀着满腔热血招募培训抗日民团，将其在日本士官学校所学日军射击、比拼刺刀、防守、进攻等战术战法教给士兵，同时在民团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使民团成员热血沸腾，决心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斗志昂扬的歌声激扬着士气，迅速提升民团应敌反制能力。

　　随着战火蔓延，广东的汕头、潮州、澄海相继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揭阳已成为潮汕地区阻击日寇侵犯的最前线。日军烧杀抢掠、残害奸淫的滔天罪恶，使揭阳军民同仇敌忾。陈鸿文时任广东第八区抗日民团揭阳大队长，毅然接下“死守揭阳”的军令状。自1939年春节过后，日寇敌机疯狂轰炸揭阳城，端午节前后，日军自汕头派出2批6架战机对揭阳轮番轰炸，地面部队也随机进犯，民众伤亡无数、众多民宅、工厂倒塌。陈鸿文立即跑出去指挥军民分散隐蔽，就在这一瞬间，民团指挥所就被炸弹炸毁，陈鸿文又逃过一劫。这已是他第二次躲过日军机轰炸的劫难。据陈鸿文生前回忆，在重庆期间，有一次，在一场夜间掩护民众撤离住所进入防空洞时，陈鸿文和他的妹夫吴铁农(军委会特种情报所第一课长、少将)遭遇敌机投弹轰炸，陈鸿文眼睁睁的看着身边的妹夫被弹片击中，当场罹难。

　　揭阳保卫战，陈鸿文带领广东第八区抗日民团的士兵浴血拒敌，并在共产党东江支队以及驻扎在普宁的国军翁照垣部的呼应支援下，屡屡击退日军的进攻，并组织民团架起机枪，瞄准再次俯冲的日寇战机，当场击落1架，受到嘉奖。揭阳抗敌胜利后，陈鸿文曾风趣地说：“学习日本的先进战术来打日本鬼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践行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略。死守揭阳，在最大程度上牵制了日寇铁蹄西进和北犯，确保了祖籍地漳州古城安然无恙，免遭日本鬼子蹂躏，使老家漳州故乡成为抗战时期我国沿海唯一没有沦陷的城市。这也是当时潮汕和厦门等沦陷地区难民大量逃到漳州落脚定居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