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的殖民教育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无孔不入的。残酷野蛮的政治、军事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再伴之以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统治的配合，构成了日寇殖民统治的完整体系。列宁指出：“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1]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殖民教育专制就是这种牧师式的“软刀子”。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政策辩护，欺骗东北人民，使他们成为被统治的奴隶和顺民;第二个任务就是为建立殖民地经济体系培养经济专业人员，第三个任务就是直接为殖民统治和殖民机构服务，收买和利用一批奴才，成为其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帮凶。企图达到泯灭东北人民的爱国心和反抗精神，永远霸占东北的罪恶目的。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殖民教育专制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是破坏原中国在东北的教育，建立日本殖民教育阶段。

　　“九•一八”事变时，“全东北小学共计14，330余校，学生80余万人[2] 。”然而，这些学校大都随日军武装霸占东北的灾难所及，相继被封闭或被占用。中学教育在事变前发展异常缓慢，仅有学校194处，学生数38，575名，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学校为排日干部之养成所”及“成了排日之地方轴心”[3]的理由，大肆摧残、破坏中学校。伪“龙江省城旧第一中学校之一部校舍，事变后曾经关东军借为仓库”。[4]中学校经过日本封闭强占后，陷于师离生散的状态，许多教员学生遭到逮捕监禁或屠杀。学校数、学生数大减，直到1937年中学生才达到33，650人，亦未恢复原状[5]。而高等学校，在“九•一八”事变前，“有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30多处”。[6]随日军入侵，全被封闭。

　　日本帝国主义对所谓“排日教材”更是恨之入骨，大肆查禁。1931年l0月11日，日军长春宪兵队由坂野少佐率兵，“遮断交通，在市内5个中等学校搜出排日教材共50数种，400余件。”[7]同时向各校警告：“今后再有教授排日教材者，按拿武器反抗日本论处。”[8]1932年7月，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伪满洲国设立了文教部，由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出任部长，而实际教育行政权是操纵在伪文教部的总务司长日本人之手。随后，逐步开始制订各项奴化教育的法规章程，着手所谓“创立”学校的工作。

　　1933年初，日伪首先开办所谓初等教育。到1933年12月末，在东北已开设小学校10，952所，学生数达596，689，人。[9]这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东北人民接受奴化教育，还制订了强迫接受奴化教育的法令。伪黑龙江省“义务教育章程”中规定了对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拒不入学而采取“警告、惩罚、罚款”的方法。到1937年12月末，小学校数已超过1929年数目，学生已达1929年的50%。[10]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职工”，把中学改为农、工、商科的职业学校。对高中则改过去的文理科制，而添设农工商三科。并在各县高小以上设女子补习科，专授以家事、裁缝、育儿等学科，以养成“贤妻良母”。高等教育方面，于1933年设立了培养中等奴化教育教师的吉林高等师范学校，于1933年创设了奉天高等农业学校。[11]对各级各类学校，日伪当局宣布了苛刻法规：凡属主办人在思想、行动上有反满抗日或违反政府意图的;教员有所谓“品行不正”的，所办学校事先不向政府申报的;所开课程不按政府规定内容教授的，等等。学校一律强制停办，并按“情节轻重”，对主办人或教员进行惩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