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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军文献看中共抗战：敌后抗战最让日寇恐惧(3)

2017-12-02 12:5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也正因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重庆蒋介石政权仍然不忘防共反共，致使在国、共、日三方交界处，一些高级将领消极抗日，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共。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详细记载：

　　中国事变爆发，日军进入山西省时，阎锡山也决不离开山西，盘踞于该省西部沿黄河线交通不便之山地，不与日军作战，且暗地联系日军以图保存实力。(资料编号2，第96、97页)

　　实际上，日本方面一直阎锡山的确与日军始终保持秘密联系，共同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为敌。仅摘要日军部分记载：

　　“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资料编号5，第462页，此处所引为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产党武装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资料编号6，第23页)

　　曾任侵华日军第1军参谋的土田穰大佐回忆：

　　“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 (资料编号8，第182页)

　　但这位大佐也这样感叹：

　　“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资料编号8，第182页)

　　更为荒唐的一幕是，敌占区不少伪军，尽管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但也是重庆当局地方武装。他们在投降日军后，仍然领着重庆方面发的饷，与日军一起打击共产党武装。冈村如是写道：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资料编号2，第327页)

　　翻开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各种战史读本，日本侵略者一直在政治上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其中，有针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桐工作”，有针对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的“伯工作”，还有针对影响力犹存的老军阀吴佩孚的“熊工作”。但看不到哪怕一起针对共产党人的、由大本营部亲自主持的拉拢与和谈工作。

　　正如曾指挥华北方面军与共产党作战时间最长的冈村宁次所言：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资料编号6，第473页)

　　共产党敌后抗战最让日寇恐惧

　　近几年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有人引用内战或1970年代之前国民党当局说法，说是“游而不击”，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必须专门再说说《华北治安战》这部书。此书亦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书中不仅确认了“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而且承认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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