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军文献看中共抗战：敌后抗战最让日寇恐惧(2)

2017-12-02 12:5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在我军中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大家都很敬爱他们，愿意接近他们。共产党员政治觉悟最高，抗日意志最坚决，打仗最勇敢，待人最公平，在军中也最守纪律。……在作战冲锋的时候，多半是共产党员领头，所以我们四军在作战中牺牲的将士，共产党员占多数。

　　其二，与国民党相比较，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毫不妥协。

　　在日本人眼中，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从来都有“共同利益”：双方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共同的敌人。因此，即使战事全面爆发，日本人也在寻求与重庆当局接触谈判的渠道和可能性;而对延安共产党机关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日本人是从来没有纳入其可与之谈判的视野。

　　1944年起，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转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国民党将领何应钦1933年与其谈话内容。其时，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人签订《唐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几乎全部利益。在谈及国民党当局为何不惜如此大让步也要尽快与日本实现停战时，冈村宁次这样写道：

　　何应钦是亲日派巨头之一。他对日华两国的将来甚为忧虑。在他的言谈中，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资料编号2，第449页)

　　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都视共产党为最大敌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双方也没有停止过谈判，即使是到了1942年，日方还在“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两次”。(资料编号2，第319-320页)

　　据日本方面记载，与重庆当局最接近“达成和平目的”的一次，是1939年末开始的所谓“桐工作”。即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之间的谈判。双方谈判代表甚至草拟好一份协定，安排蒋介石直接与板垣见面。日方允诺，如果1940年4月15日前重庆方面能够接受相关条件，将不支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谈判的“基础”仍然是都视共产党为敌。日本方面记载宋子良第一次会见时向日方谈提及的所谓“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第4条即是“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此后，日方仍然不放弃与重庆蒋氏政权进行和谈的努力。一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上，重庆当局再度得到美国与英国的支持与承诺，才没有受日方诱惑对日媾和。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盖因1943年11月23日～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实际上对方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而愿重新谋求中日合作。我方对此并不理解，致使双方主张不可调和。(资料编号2，第251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权立即着手准备内战。为此，不惜求教于昔日的侵略者、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将领。尤其是冈村宁次，被羁押期间和被释放后，国民党要员多次与他见面。除了谈移交问题，还有就是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武装。

　　冈村宁次在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曾于1943年指导编写过一个小册子《剿共指南》，也给了国民党政府作为内战参考。冈村宁次回忆录这样写道：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资料编号2，第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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