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九”运动历史回溯

　　80年前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现实和继续吞并华北的野心与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有效地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有力地弘扬了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大团结大联合，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青年学生在这场运动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用激荡青春和澎湃热血唤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推动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车轮坚定前行。

　　“华北之大，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对华侵略日益猖獗。在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先后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最终于1935年六七月间接连胁迫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导演了旨在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实现“自治”的华北事变。

　　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继续奉行一贯的妥协退让方针，另一方面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与此同时还对人民抗日救亡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无情的残暴压制：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宣传抗日的上海《申报》总经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人士史量才;查封了《新生》周刊等进步刊物，逮捕了其主编杜重远等爱国志士;《大众生活》也因为刊发大量进步文章获罪于国民党当局，主编邹韬奋不断遭受诬陷、诽谤，后被迫流亡香港。整个国统区都笼罩在“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黑暗之中。

　　这奴颜婢膝、丧权辱国的一幕幕场景不断激起青年学生压抑已久的爱国主义精神。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字字句句唱出了当时的残酷现实，华北沦亡迫在眉睫，举国民众痛感悲愤。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中喊出“华北之大，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载《清华周刊》1935年12月10日)的呼声，发出了民族危亡之时中国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最强音。

　　“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

　　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急先锋，他们反对压迫，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是有着崇高思想觉悟和敏锐洞察力的一个先进群体。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在各个学校里有计划地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不断排斥、迫害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但是社会的残酷现实和学子们的切实感受让青年们拥有了雪亮的眼睛和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理性客观判断选择追随爱国的、进步的、正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与行动。“一二·九”运动正是一场应时而来、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的在中国共产党光辉指引下的爱国主义行动。

　　思想上的铺垫。1935年4月1日，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作出了《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要“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这实际上表明中共北方局开始转变政治路线。6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又发布《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号召全华北民众进行民族战争的宣言》。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强调“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共同抗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13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些宣言的公开发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抗战时局的清醒认识，特别是让站在时代潮头的青年进步学生自觉自愿地了解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抗日救国主张。